苍天大地，百年人生。让我们深切缅怀一位爱过这个世界并将一切给予了这个世界的伟大世纪女性与英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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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爱
年1月19日。天气微寒。
医院（）西院，人流一波接着一波涌来。
告别室里，素花，人潮。挽联密集。
一圈又一圈的人，围绕着，流着泪，缓缓走过灵堂。
她们脚步轻轻，都是为了看她 一眼。
她躺在那里，看上去安详、宁静。
随着一曲《雪绒花》缓缓低回，熟悉的人知道：一个世纪的传奇，就这样嘎然而止。
无数个目光投向她：她累了吗？或者，她睡着了？
是的。她累了。因为她爱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一百年。
一百年的世纪长爱，她把一切留给了这个世界。
当不少故去的人们，在离开这个世界被人遗忘的时刻，她却获得了永生。
因为一百年来，她给予这个世界的，全都是爱。无私无畏的爱，无始无终的爱，无缘无故的爱，无所保留的爱……
而爱，是不能忘记的。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她让人们知道，即使肉身离开了世界，即使没有微笑的声音再次出现，即使她的身影从此淡出人们的视线，却有一种精神，却生永恒。
她们记住了她的名字——叶惠方。
这是一个平常的名字，背后却连着一个伟大的女性。
人生，谁不会遇到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医院。
因此，有人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医院看病，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有人说，是技术；也有人说，是医德。
当然， 的是德技双馨。
然而，通过近距离地感受与观察一位世纪老人的人生之路，不少人却相信这样一个结论——“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取代爱心”。
是的。爱心。仁心。
爱，让走投无路的人感受到了希望，也让濒临绝望的人感知到了温暖。爱，可以让作恶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可以让浪子回头金不换。
叶惠方，便是这样一位“撒向 皆是爱”的专家。
有人说，“她的一生，都是为了别人活着。”
也有人说，“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活得更好。”
还有人说，“这位百岁老人的大爱与大美，出自天然，历久弥香，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殊为难得。”
当然，亦有人言，“她的爱，爱到了 ，也美得令人仰望。”
她，就是医院妇产科的原主任、主任医师、一级教授叶惠方。
她在整整岁时，悄然辞世，走得宁静安详。
1、成长如蜕
许多生命科学家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能活到岁？什么样的人能够健康长寿？
有人会认为，得天独厚的，无所烦忧的，身体强壮的，仁心大德的……
对叶惠方这位百岁老人而言，成长的路上却并非一帆丰顺，而是遭遇了种种挫折。
年的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张勋复辟失败，护法运动开始，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了文学革命……
而在相邻的俄国大地上，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 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叶惠方的故乡广东，作为思想交碰的前沿，向来是中国革命的先锋与时代历史的缩影。
在广州一个普通的华裔家庭，年7月，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普通的女孩在一个信奉基督的家庭里应时而生。
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位医生。母亲，则是国内首批女子教会的学生。
他们给孩子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叶惠方。
按说，在当时这样一个家庭里生活，孩子们的童年应该很幸福。
但受传统思想影响，叶惠方的父亲乐善好施，还喜欢与穷人交朋友，为病人看病经常不收钱，动不动就接济周围的贫苦人家，生活因此过得比较拮据。
虽然算不上穷人，但言传身教胜于一切。
小小年纪的叶惠方，便在这种环境里学会了自强自立，乐于助人。
苦难，支撑着她慢慢长大。
父辈们的仁术仁心，教她认识了这个世界的同时，也播下了爱的种子。
这是润物细无声的种子。
南方的雨，诗文，理想，家国，仁爱……让她在那幽深的巷子中，在家国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慢慢成长。
一颗少女之心，装满的全是良好家教下温礼仁恭谦让。
美好的岁月就是读书。这是父母给她的 礼物。她因此学习勤奋、努力、上进。
年，叶惠方17岁。
那一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燕京大学医预系就读，学制3年。
她开始出门远行。
这是她首次离家，无限的乡愁，在北国凌厉的秋风中，为求学之路烙上忧伤的影子。
随后，她转入北平医科大学学习。
求知的渴望，渐渐淹没了离乡的愁绪。
只有叶惠方知道，自己的求学之路走得忙碌而艰辛。
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强行接管了学校。
那一年，叶惠方大四。
家愁国恨，让每一个爱国的青年，开始在学习之外，思考整个国家的前途与兴亡。
而此时，由伪政府控制下的学校当局，竟然出了这样一个考题：“论大东亚共荣圈”。
虽然年轻，但叶惠方她们看见考题后，非常气愤。
此时的北平，爱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学生们的爱国激情，被先知先觉们用古老的种子点燃，立即迸发出巨大的力量。那些爱国的学生们，虽是瘦弱之躯，却表现出异样的果敢与坚定——叶惠方立即和许多同学愤然退出了考场，以示抗议。
接着，看到伪政府管理下的学校无有改变，她们便决定：一起离开学校。
叶惠方的手与同学们的手紧紧相握，她说：“我们绝不做亡国奴！”
誓言容易，然而，偌大的中国，何处能够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叶惠方毅然离开北平，跑到上海医学院，准备修完余下的课程。
在“烽火连三月”的那些日子里，由于离校另择他处，叶惠方与家里突然断了音讯。
由于战乱，薪金常常跟不上物价，叶惠方只好靠变卖衣物度日，生活非常艰苦。
一起来的同学，有的坚持不住，准备退学。
瘦弱的叶惠方却常常鼓励她们：“再困难，我们也要把书读完，祖国总有一天会需要我们的。”
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
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强烈的报国信念，她的学习更加刻苦和努力了。
上海的十里洋场，花花绿绿的世界，从未淹没叶惠方那颗求知求学的坚韧之心。
年，汪精卫成立伪政府。
一时全国哗然。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25岁的叶惠方，特别愤然：“我们怎能在伪政府的统治下生活？国可破，人不屈。”
于是，她又离开上海，医院医院当医生。
辗转的生活，不变的离愁。唯有努力工作，多救病人，才能一解心头之痛。
这是那一代爱国年轻人共同的心愿。只要有点能力，就一定要为国家多做点什么。
前辈大师的庇荫，历史文化的熏陶，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诗章，构成了她们生命中最为激荡的青春时光。
年，人民解放军的炮声渐浓，全国解放在望，此时，医院顺利复校。
叶惠方听说后，便马上回到北京。
在儿子王泽养的眼里，他对母亲曾经讲述的这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由于她在燕京大学几乎没日没夜地学，差不多天天有考试。 ，医预系名学生只有30人坚持到了升入协和的考试。”
作为30个幸运者中之一，叶惠方就这样考入医院妇产科，成功聘上了住院总医生，师从 妇产专家林巧稚教授，并成为她的嫡传弟子。
她一生都认为，自己非常幸运。特别是遇到林巧稚这样的妇产界大家。
此时，解放军的胜利号角已经可闻。每个人的心头，有忐忑，有兴奋。有期待，有担心。
有一天，突然有人找到叶惠方。
她怀着害怕的心情，跑出去一看，发现门口站着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叔叔！
叔叔在国民党空军任职，当年一别，已好久好久未有联系了。战乱频繁，亲人遥隔，此时劫难重逢，怎样一种喜悦涌上心头？
此时的叶惠方，何尝不想和亲人们一起，共享亲情之乐？
况且，叔叔是来告诉她一个非常好的消息的。虽然这个消息出乎意外：“我们随时都可以买去台湾的机票，并已替你办好了行李的托运手续。就等你的意见。”
烽火连三月，亲情血脉连。
面对叔叔恳切的目光，叶惠方连思考也没有，却毫不犹豫地坚决予以拒绝：“我的确很想与你们在一起，可国家受了这么大的灾难，一切百废待兴，我们这些青年不报国，谁来报国呢？”
语音虽轻，掷地有声。
叔叔由震惊、感动到流露出悲伤的神情。
叶惠方又说：“频频，你是我的亲人。我也是爱你们的，但我觉得，我们这些年轻人，自己的根在祖国，我的导师们也在祖国。我的事业也应该在大陆。请你原谅我吧。我真的不能和你们 。”
态度坚决，话语铿锵。
一场短聚，他们撒泪而别。
多难多灾的祖国啊，就这样留住了爱她的人，留住了人才。
2、协和熏陶
“一个人不能选择历史，但可以选择自己的追求”。
这句叶惠方挂在嘴边的这句话，从此成为她一生的选择，概括了她闪光的人生。
随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结束，国家百废待兴，正是报国的好时机。
叶惠方一直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因为刚开始参加工作，便遇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恩师大家。
她叫林巧稚，我国 的妇产科名医。
关于她，曾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个经典的传奇故事：
那是年7月下旬，林巧稚和女伴余琼英到上海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考试。在考英语时，由于天气酷热难耐，余琼英中暑晕倒在考场，林巧稚立即中断考试，与另一女生将余琼英迅速抬到阴凉处，仅用十来分钟，便迅速敏捷地处理完了这起突发事件。
然而，当她回到考场，考试时间已过。
所幸，在考场之外，她被考官发现了难得的素质： ，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这对在协和学习至关重要；第二，处理突发事件沉着果断有序，这是当医生不可缺少的；第三，她的各科总成绩并不低。更重要的是，主考官被她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的才华所感动，破格录取她入学。
这一简单的事件，促成了一位伟大妇产学家的诞生。
在不少经典医学作品上提到林巧稚时，都是这样简介：
林巧稚(-)，医学家。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她是北京医院 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首届中国科学院 的女学部委员(院士)，虽然一生没有结婚，却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生命天使”“中国医学圣母”，又与梁毅文被合称为“南梁北林”。
至今，医院的学生们仍津津乐道并热转一份关于林巧稚手写的病历：字迹端正整洁，一目了然，还附有工整的中英文对照，与时下部分医生的“天书”病历形成鲜明对比。
名师出高徒。
年，叶惠方有幸在林巧稚手下做住院总医师，之后又出任主治医生。
长达5年的耳提面命，几乎影响了叶惠方的一生。
记忆中的林巧稚，是老师、是慈母，也是恩人。点点滴滴的故事，体现出这位“医学圣母”的高尚情怀。
叶惠方记得，有次值夜班时，林巧稚对她说：“惠方，你现在是住院总了，这个‘总’意味着什么，就是要求你每天24医院，你的心要总是想着患者，你的手要总是为患者排忧解难。”
“老师，我听您的。”叶惠方庄重承诺。
这一承诺，就是一生一世。
医院的良好传统，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后来，人们称之为“协和文化”。
当时，林巧稚经常这样要求她：“医生要永远走到病人床边去，做面对面的工作。单纯地或仅仅依赖检验报告做医生是危险的，离床医生不是好医生。”
“要当一个临床医生，而不是离床医生。”许多年后，叶惠方教育自己的学生们，也是这样讲。
那时，师徒二人全身心扑在病房救治妇产科急诊的重病患者，经常忙到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午餐，晚饭则要等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吃上。
在叶惠方的记忆里，有这样一件事怎么也忘不掉。
一次，有人请林巧稚为两位高干的夫人特别安排一下。
林巧稚转头对叶惠方淡淡地说：“什么是特别，病情重就是特别。”
叶惠方一下怔在那儿。
这句话，让她从此记住了一辈子。
后来她认为，“医生 的职业道德，就是要爱病人，对病人好，视病人如亲人。”
说如是，做如斯。
有一天，叶惠方查房，发现病人不在，等了一阵仍不见踪影。
她猛然想到，病人莫非上厕所出事了？赶去一看，果然病人晕倒在厕所，门还被插上了。
当时的厕所门下面是悬空的，叶惠方不顾脏臭钻进去，一把托起病人。
很快，病人得救，皆大欢喜。
林巧稚对叶惠方的这个举动很是称赞，她似是无心地开导她：“别看妇科受外人敬重，其实产科是最难的。因为是母子两条命，生产时随时可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难产时，随时有出问题的可能。做产科医生要细心，准确掌握情况，保证母子平安。”
其话殷殷，其情切切。
母亲、孩子，都是命，而且是一个社会、一个家庭中最重要的组成。
叶惠方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后来，叶惠方果然听从老师的教诲，做了风险大、责任重的妇产科医生。
如果照此走下去，她也许会像恩师那样，成为医院的一代名医，图像 会被人挂在墙上观摩与学习。这是多数医生的理想。
３、创业
然而，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叶惠方人生又出现了新的转折。
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医院。
医院今天称医院，却是“红军的血脉，协和的技术”。 批技术骨干，皆从曾经军管的医院借调而来。
解放军进城后，接管协和。但老百姓和外国人都跑到协和去看病，军人看病非常不方便，加之 爆发，一批批的伤员后送，解放军军医院。
毛主席说：“先准备，后建设。”
在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关怀下，年，中央军委决定医院。地址定在五棵松。当时从公主坟一带往西，人们称之“兵城”。
而此时的五棵松，却是坟地林立，鸦鸣阵阵，一片荒凉。
因此，对于建立医院，刚解放过来的人们还没有什么感觉。包括叶惠方自己，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还会与军队扯上关系，而且军装一穿就是一辈子。
年，作为16名技术骨干之一，叶惠方有幸被选中。
那一年，叶惠方37岁。
她从北京闹市之中的医院，来到位于西郊荒野的医院的前身——医院支援工作。
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恩师，迈上了新的征程。距离虽然很近，情感却依依不舍。
临行前的夜班，林巧稚拉着她的手谈了很久：“阿方呀，遇到什么困难就打电话，协和妇产科就是你的‘娘家’。等三年的借调期一到，我们即刻让你回协和。”
她拉着她的手，促膝长谈。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夜色温柔，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也温暖着彼此的心灵。
她们没有想到，医院此借，按叶惠方自己的话是，“一借不还”。
她从此在医院这里，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
那时，医院一切都刚刚起步，医院稍有成就的医生都不愿来，怕影响自己在学术和研究领域的发展。
而面对一个个从抗美援朝前线下来的伤病员，面对新中国的千疮百孔，面对着整个国家一派欣欣向荣、人心向上的积极力量，叶惠方想到的却不是单纯的个人发展，“国家的需要，才是个人的价值所在”。
于是，她毅然来到了五棵松这块寒鸦乱飞、坟茔遍地的荒漠西郊，艰难创业。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虽然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她来后，还是吸了一口冷气：
“整个北京西郊是一大片田地。粪池、坟地随处可见，不少军队大院的土木工程也在这里同时展开，路上全是泥土、杂物。我们走一路，便满腿泥泞……”
的确，50年代初，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由战争转入建设初期，困难重重。
据叶惠方晚年回忆，“当时东楼（飞机楼）还没有完全盖好，原是 军医大学投资建造的，建得非常结实。但建好后，北京市政府却不同意，医院太多了，让他们去东北，东楼就空下来了。这时候刚好总后决定在空下来的东楼建一个协和的分院即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那时候协和是军管，我是医院妇产科住院总，后来当主治医生。当时协和只有张床位，可抗美援朝受伤的病人太多了，都要住协和。因病人太多，总后说为满足床位的需求，要设一个分院。”
对于历史，她记忆犹新。
“当时一出西直门就是一片荒地、坟地，根本看不见一间大房子。那时 的房子是老北京饭店，共八层。而一直往西，到了医院这里，环境很简陋，一下雨，出门进门都是一脚泥。”
她清楚地记得刚来时的情景，“一号楼宿舍住着院长、政委及各科室主任，一共三层，每层4个门，一共12家。每天蒲院长都会站在饭堂门口跟大家挨个握手，挨个关心，吃饭一个桌子坐满，像个小家庭一样，蒲院长也把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家人。”
那温暖的建院场景，也温暖着刚来的她。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年8月，医院成功开院。
开院时，一切简陋。只有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辅诊科室有放射科和病理科。
每个科室的专家，都是从协和派来的。
作为妇产科的负责人，叶惠方当时手下只有一个主治医和两个住院医生。
她后来回忆，“那时，妇产科在东楼的南边三层，其中一个住院医是潘荣文，是 的英模吕世才的爱人。吕世才是越南抗战救护队队长，出发前已经发现有癌了，当时组织上提议不让他去。但吕世才说：‘我不能不去，如果不去，就会动摇军心。’于是他就带着病去了越南。吕世才在战场上救了许多人，等回到上海已是癌症晚期，医治无效牺牲了，后来被评为烈士。医院是张杰。当时妇产科只有一个护士长，9个护士，30张病床。”
虽然人少，但妇产科尤其忙碌。病人多了，必须加床，加班加点就是家常便饭。
在女儿王泽鸣的记忆里，“我小时候哭闹起来从不喊妈妈，因为她从不在家。”
后来她才知道，那时叶惠方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创建、完善妇产科和收治病患上。
就是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叶惠方与同事一起，“救了很多人”。
那时，医院和科室当成家。国家是大家，科室是小家。而真正自己的家，却经常缺位。
“因为太忙了。”
面对空空的病房和一张产床，她们百手起家。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去创造一切都有，这才是能力。
没有什么怎么办？
找。
科室的人发现，找到最多的，还是自己的主任：“连科里的电炉、收音机，都是叶惠方从自己家里带过去的。拿过去了，也便成了公物。”
“就连我妈妈从香港带过来的轮椅，我都放到病房使用。”叶惠方晚年谈起往事，一脸的笑。
众人同心，其力烁金。
慢慢地，科室健全起来了。病人也上门来了。
由于病人逐渐增多，医院小儿科、神经科也逐渐扩大。于是，医院便又盖起了外科楼。
在叶惠方的眼里，世界那么美。
“妇产科也搬到了外科楼，手术室建得很好。现在内外科楼之间的园子当时也是院里最漂亮的地方，医生、护士与病人一起聊天，气氛非常融洽。后来，医院又建起了门诊楼，医疗楼宿舍又相继建立。”她们看到了希望。
虽然说得这样好，医院的周围，“都是坟地，很荒凉”。
火热的激情，与荒凉的场景，对比强烈。
唯有信念不变。
叶惠方工作之余的调剂，就是去看人们挖坟。医院慢慢变大了，那些坟地，不得不迁了。
寒鹊从空中掠过，热情在胸中涌动。
回到科室，浑身的干劲使不完。
“医院和科室建设，为了翘首以盼的病患，叶惠方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妇产科的老同志们回忆。
没有规章制度，她自己加班加夜的订。没有现成的，就学医院的。
没有技术骨干，她就手把手的教。
夜深，灯在，希望在。
老一代妇产科人回忆充满温馨，“看到科里条件简陋，叶惠方便把家里有用的物件，小到一双拖鞋、一个电炉，大到幻灯机、录音机、照相机，只要科里需要，她都毫不犹豫地一件件从家中拿到科里。”
这些物件，有的直到现在科里还在使用。
在她日以继夜手把手地教，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指导，一批人一批人地培养下，一大批技术骨干和业务尖子在她的身边渐渐成长起来。
建科的第二年，妇产科便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掌声开始响起来。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妇产科很快在军内外有了影响，一批批技术骨干和业务尖子迅速成长，后来都成为军队妇产事业的中坚力量，推动了军内外妇女保健工作的开展。
门诊量增大，住院病人增多，一个个康复出院的患者，把微笑留在了这里；一位位出生的新生儿，把童稚的哭声和回忆留在了这里。
喜悦，洋溢在每个人创者者的心头。
而此时，协和当时承诺的三年期过。按照原来的说法，叶惠方要回到原单位工作。
林巧稚说：“阿方，你回来我们欢迎。”
部队说：“叶主任，你不能走，你走了妇产科就没有主心骨了。”
部队需要她，医院需要她，科室需要她，患者也需要她。
面对走留，她思考了好几天。
，面对着一起创业的院领导，面对着科室人员期盼的眼神，叶惠方决定：“既然病人需要我，那我就留下来吧。”
她已爱上了自己亲医院。
她决心把一切都献给这里。
“只要选择了，就不能反悔。而不后悔的原因，就是你在认认真真的做事。”她说。
叶惠方认为，医生的爱不是空的，首先必须热爱本职，做到技术精湛。
因此，她在国内首次推行了“无痛分娩法”，并创下了科室剖宫产率在北京 的纪录；她率先实行了“产科休养室主任负责制”，推行了一切为病人的病区“无声运动”，建立了“产前门诊分段预约制”，使妇产科的医、教、研一步步走向正规。
什么叫“无声运动”？
“病人是来治疗休养的，需要安静。安静的环境容易给病人心灵上的抚慰，有利于早日康复。”妇产科老主任宋磊说。
因此，叶惠方早在五十年代便提出：“病房必须常常保持安静，医护人员走路要轻，说话要轻，动作要轻。”
特别是产房，寂静之下，母婴心宁，患者交口称赞。
这一运动，医院推广。
白衣的墙壁，白衣的天使，无声的语言，关爱的眼神，让这里成为 。有的产妇，在完全康复后，甚至还要求再多住几天。
因为，“这里像家，舍不得走。”
20世纪60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患有心脏病的人禁忌剖宫产，否则患者会死在手术台上。
叶惠方不信。她悄悄地准备着打破这些常规。
果然，在年，她打破了这一禁忌。
当时内分泌科收治了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危在旦夕。
怎么办？大家把目光投到叶惠方身上。
“生命 ，生命至上。”她说。
为了挽救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叶惠方决定铤而走险。
其实也不是走险，因为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时，有人劝她：“叶主任，何必拿名声和地位开玩笑？还是保守些好。”
叶惠方说：“两条生命啊，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眼前消失而不试一试，那叫什么医生！”
大家无语。转而叹服。
责任和勇气引领着她走上手术台，人命关天，“哪怕仅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抢救！”
胆大心细的她凭着过硬的本领，以及那发自于内心的真爱，最终带着患者成功闯过“鬼门关”。
最终，母子平安。
大家脸上充满了高兴与喜悦。
而她，静静地脱下手术衣，亲切地看着向着新生的世界啼哭的孩子。
她是母亲，自然也深爱着孩子。
医院，深深地爱着每一个病患。
在她的带领下，医院妇产科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
该科实验室的张全曾说过：“没有她的视为己出的奉献与牺牲，妇产科今天不可能成为一个集医疗、科研、教学、保健为一体，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先进、誉满全国的专科。”
直到现在，许多老专家都会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来形容创建医院妇产科的岁月。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她们或多或少都从妇产科主任叶惠方身上，获得了技术和精神上的馈赠。因而，她们得以在后来的岁月里，有了榜样与目标，从而同样成为医学界的名医大家。
4、浩劫之下
然而，就在她准备继续大干一场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她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据叶惠方晚年回忆，“文化大革命我就挨斗了，由于我祖父是美国华工，我爷爷15岁去的美国，帮别人搞洗衣房啊什么的，后来晚上有空就念了点书，后来信了教。他35岁回国，在中国结婚。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受基督教教育，中学也在基督教学校念书，所以文化大革命当然就逃不掉了”。
当时，她在全院接受批斗的排名第四。
正因为排名第四，“所以还没轮到把我拉到台上斗，但是大字报是满地贴了，而且我就被调开，不许干临床工作，留在科里当卫生员。”多少年后，往事虽已逝，谈起却坦然。
从科主任、医生到卫生员，天一下仿佛塌了下来。
她看到曾经熟悉的目光，突然变得那样冷漠。
虽然如此，她还是觉得很庆幸：“但遇到有紧急情况，我仍得马上洗手上手术台。像朱克教授等男医生，却被分配到西北山上去养马了。我是女的，当然不能叫我去养马。另外妇产科难产多嘛，有的时候主要靠手术来解决。我做了那么多年，比较熟一点，他们就觉得还离不开，一有难产就洗手上手术台。”
此时，在她原来的带领下，妇产科已发展为三个病房了。参照其他科室，卫生员应该配备三人。
但叶惠方打倒了，自然天会阴，雨会大。所有的卫生工作都由她一个人管。
“我每天上班头一个工作，就是给病人洗外阴。因为都是产妇，脏得一塌糊涂。卫生员都是手拿一个便盆，可我一个手一个便盆完不成啊，没办法，我都是七八个摞起来用下巴抵着，到病房分好了赶快洗，洗完了又赶快扫地，扫地也是不扫则已，做就要做彻底，柜子也要挪开，所以我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个暖瓶，打了我还得要赔，赔了好多暖瓶……”晚年，她对来访者谈起这一段，还爽朗地大笑。
这还不止。“完了还要去刷厕所，有漏水或不好了，我都要爬上去修理。”
其结果是，那些斗她的人私下里说，“她干得不错，以后就叫她干这些好了。”
她不得不干。干就干得认真。最重要的是，她干得还很欢。
“那时每天早上我五点钟上班，一上班我就唱《毛主席语录》，别的歌不敢唱嘛。中午吃点面包、馒头什么的，晚上一直干到八点才回家。”她笑着说。
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创业者，一位名气日隆的教授，仅因为亲属大都在国外，就被打成“国际特务”和“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们还想尽办法来整她，罚她去扫厕所，贬她当卫生员，整个科室的勤杂工作全落在她头上，一人要干3个人的活……这样的打击，居然还能听到歌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连造反派都这样问。
在造反派的眼里，她不但要当好科主任，还要当好卫生员。为完成这超负荷的工作，她常常是起早贪黑，凌晨4点钟便起床，5点多就赶到科室打扫卫生，拖地板、刷厕所、冲便盆和外送消毒器械，晚上8点以后才收工，从不叫苦叫累……究竟为了什么呢？
好心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生怕她不能承受。因为造反派为了整她，经常罚她端尿盆，那些层层摞起的尿盆，被瘦瘦的她端起来时常常是从膝盖顶到下颌，但她从不悲观失望！
“叶教授，你千万不能 呀！”好心人的悄悄提醒，换来的是她会心的一笑。
因为，她们意外地看到，即使接受批斗，可斗完后，人们听到的不是她的哭声，却是她的歌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共产党，她一心为人民……
你不是不让唱吗？我唱红歌总是可以的吧。
《毛主席语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们听不懂英语，不让唱英文歌，我唱这些红歌总是可以的吧？
歌声飘起，飘过走廊，飘过厕所，飘进人们心里。
造反派拿她没办法了，善良的人们听到歌声时也就放心了。
有些同是受到打击的人，从她的歌声中，受到了鼓舞。
“其实，我也是鼓励自己要好好活下去，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就不有好好地活呢？”许多年后，她这样回答好奇的人们。
每天的劳动，在她看来，也是享受。
惟一感到遗憾的，是家里孩子没人管。
“两个孩子保姆带，小女儿二年级时就要去跟人家烧砖、找木头盖房。儿子也要去给人家扫大街，没有空念书。我爱人是留法的，一直在外交部，后来在解放军外语学校法语系当主任，他在那边（挨）斗，我在这边（挨）斗。到我家抄家，我家在香港住的，结婚时妈妈给了我很多香港服装，后来林巧稚大夫出国都是穿我结婚时的服装出去的。抄了家说是反动的，都拿光了，连我保姆的箱子都抄了，翻出来十几块钱的港币也挨整，后来保姆病了就回家去了，我每个月给她寄十块钱，一直到她去世。”回忆，有温馨，也有血泪与辛酸。
但令人可笑的是，虽然叶惠方属于靠边站，但每次科里遇到难以进行的手术，又会把她这个“卫生员”叫回手术台手术，等手术结束后再继续打扫卫生，甚至许多产妇点名让这位“反动学术权威”为其诊治。
“叶惠方！”
“到！”
“赶紧的到手术室，有紧急抢救！”
“好。马上来。”
她丢下拖把扫把，赶紧的换衣服，拔腿就往手术室跑。
此时此刻，她从不生气，不摆谱，随叫随到，从无怨言。
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有许多次，在产科临床中碰到需要输血的新生婴儿，如不及时补充血液，婴儿随时都会夭折。
那时，医院的条件还比较落后，但每遇到这种情况，当大家面面相觑时，作为“反动派”的叶惠方，却总是挽起自己的衣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护士说：“我是O型血，赶快抽我的！”
随着她的新鲜的血液输入病患体内，一个个孩子得救了。
没有人说这是反动派的血。
没有人说不能输她的血。
她将一切处理完，脱掉手术衣，淡然地走出去。然后，走廊里，她开始打扫起卫生来了；水房里，她开始又轻轻地喝起歌来了。
身后，留下一地诧异的目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她的思想、她的骨头、她的气质……他们猜测她，却总也猜不透。
慢慢地，在他们的眼光里，对这个“反动派”开始有了尊敬。
有这样一件事令大家难忘。
年，从外院调入医院的李玉萍，因难产住院，痛苦万分。
医院的病床上，痛的泪如雨下。
面对她的叫声，医生们束手无策。
怎么办？
不得已，值班的医生只好出了病房，向正在打扫卫生的叶惠方请教：“叶主任，赶紧去看看吧，不然出人命了。”
叶惠方放下扫把，二话不说，立即投入抢救。
她检查之后，让李玉萍蹬住自己的腹部，指导她正确用力：“别怕，再用力，用点力……”
她的声音温柔，她的话语坚定，她的目光自信。
很快，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李玉萍顺利地生下了儿子。
“感谢叶教授啊，你真是我们的送子观音，救命恩人！”
而她只是挥挥手，摇摇头，看了周围一眼，若无其事的地走了。
当她瘦弱的身体消失在病房时，许多人在心里为她鼓掌。
李玉萍就是敢于鼓掌的一个。有什么，比救了孩子生命更重要的恩人？
然而，祸不单行。
李玉萍的儿子生后，不知怎么的又患上了“新生儿自然出血症”，这种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非常危险。
还是不得已，医生又去将叶惠方请了回来。
刚换上衣服，叶惠方又脱下了。她迅速来到病房，组织积极抢救。
在抢救的过程中，叶惠方还曾先后两次为新生儿献血。
李玉萍感动的泣不成声。
后来，这个身上流着“叶奶奶”血液的孩子，长大后在电视台当记者，到过战火纷飞的柬埔寨，攀登过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还多次获得全国新闻评选一等奖。
每次，提起自己的今天，孩子充满了感激：“没有叶奶奶，哪有我的今天！哪有我今天的成绩？”
还是李玉萍，又是多少年过去后，她出现了严重的更年期反应，治疗后收效甚微，几乎有了忧郁症的迹象。
她再次请叶惠方为她调理诊治。
“经验丰富的叶教授大幅度调整了药量，还帮助我调整心态，又一次使我脱离了痛苦。因为有了她，便有了我这个家庭的幸福！”李玉萍提起眼中的叶惠方，千恩万谢已不足以表达其感情之万一。
感谢的人很多，她们把感激的话放在心里。
因为，她们不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这位“卫生员”讲。
虽是卫生员，仍干医生的活。而且，院内干完院外干。
年，毛主席号召医疗下乡后，叶惠方作为医疗队员，以“带着罪名去改造”的身份，到山西去参加了两年的巡诊。
“我们当时住在山西的一个山顶上。传说杨六郎的马就是栓在那座山上的。是个穷得一塌糊涂的村子，整村人连一个厕所都没有，老百姓都是随地大小便，非常穷。”她叹息着说。
然而，所有需要动手术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叶惠方去看。
在记忆中，有一个老太太的病非常深刻。她肚子肿大，已有五、六年的光景，而且越来越大，既惊又怕。
叶惠方便在简易的条件下，给老太太做了子宫肌瘤切除手术。
手术完一称，那个瘤子竟然达十九斤！
手术还未缝合，旁边的人便把那个瘤子放在房外。结果，晚上被狗给吃掉了。
当时，大家都没见过这种病，感觉非常奇怪。但看到叶惠方手到病除，对她是相当的崇拜。
那会队员们吃的是派饭。结果，她每次到人家家里去吃饭，老百姓便都围了上来。
虽然当时她已年近五十，但大家都想来看看：“这个神奇的北京女军医到底什么样子？”
由于病人多，而医生不足。叶惠方看到老百姓期盼的眼神，便向身边去的护士学针灸，先在自己的身上扎。
结果，每天早上一开诊，看她门诊的人都排老长的队。
她在自己身上试了多次之后，便敢给病人扎了。
“果然一扎针灸非常灵，在那里就把我传开了。结果呢，简直是没办法，得疝气的、耳鼻喉嗓子疼的，都跑来找我。”叶惠方在回忆时说。
于是，她就凭着自己所带的那几本医学书，临时看完书就赶快给他们做手术。
“可能运气好，全都给治好了。”她骄傲地说。
人怕出名。一出名大家四里八乡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管什么病，都跑来找她。为此，她有时候还要走几十里的路，去给别人取胎盘——因为有的生完孩子胎盘下不来。
除了靠双腿走，偶尔也坐一回公鸡车（两边有个板，当中一个轮，前面一个人托着，后头一个人推着）。沿路，人们像看景致似的，知道这个女医生了得。
“女人也能拿刀做手术呀？”
“是啊是啊，还会针灸。”
“真是活菩萨。救活了多少人呀。”
老百姓这样传，便让她在那儿出了名。结果，求医与求知的人，便如潮水涌来。
叶惠方看到这种情况，干脆便在那儿办了个班。她训练了好几个赤脚医生，教他们针灸及一般的病情诊断，更有意思的是，她还培养了几个小孩做赤脚医生。
“因为小孩只要认真干，会干得更长久，是希望。我们医疗队总有一天会离开的嘛。这样便可以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后来，好不容易回来了。
回家是件多么高兴的事啊。大家欢呼若鹊。
但她回来不一样，她回来又没事干，还是当卫生员。
一切还像原来那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至于身外的，随它去吧。她改变不了，但她相信有一天，会有人来改变。
她在等待。并且在等待中修行。她毕竟是医生，救死扶伤、治病救人，那才是 天职。
只要给予这样的机会，她就像一名医生那样去做。
她记得，周总理去世时，听说遗体要送去八宝山。她便也跑到大街上等着。因为她爱人曾经是周总理的法文翻译，经常讲总理的故事，她对总理充满了感情和敬佩。
但当她还泪兮兮地站着等灵车时，忽然有人拉她的袖子：“赶快赶快，难产难产。”
原来，是有病人突然难产，要她回去抢救。
等她成功抢救完时，周总理的灵车早就过去了。
“虽然我站了半天没有看到，但也算是送了人民的总理一程。”她默默地说。
平反后，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乐观。
她说：“我又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党的事，怕什么？我自己没有错，错的是他们！而他们并不代表党。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
平静的心态，乐观的行动，朴实的语言，即使是今天，听了也让人格外相信，分外感动。
5、再现璀璨
平反后的叶惠方，依然担任妇产科主任。
有人开始担心：“曾经参与整过她的，现在如何面对？”
有些人心里惶惶不可终日。
但很快，这些人发现，叶惠方竟然从来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
怀揣不安，他们还发现，叶惠方竟然像没有发生过那些事一样。
更为让他们惊讶的是，即使整过她的人，没办法了，还得找她看病，可她也从不记恨，谈笑自若，该怎么治怎么治，该怎么建议怎么建议。
更有甚者，在遇到困难时，叶惠方知道了，竟然还主动帮助！
以德报怨，让他们羞愧难当。
有位过去受极左思想影响很深的人，甚至曾动手打过她。现在，叶惠方又当科主任了，而此人偏偏这时又安排到叶惠方手下工作，他心里害怕和紧张呀。
但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个月过去，一年过去……叶惠方却从不计较，就像一切并没有发生似的。甚至，对他还非常好。
此人心神不定：“不知叶主任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周围也有人替叶惠方打抱不平，劝她：“不要对那些人太好，他们过去多坏呀！“
叶惠方一笑，说：“我怎么能那样做呢？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只能怪那个时代，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是受害者啊。”
用事实说话，靠行动感化，叶惠方这种行为，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她的宽容与善良，博大与无私，处处体现在阳光下，展现在生活中，落实到行动里，使那些人非常内疚和感动。
惭愧之余，此人非常后悔地对人说：“当初我们真是瞎了眼，悔不该那样对待叶主任，如果有机会，我们真愿为她做些什么补偿。”
这话传到叶惠方耳朵里，她说：“我要什么补偿呢？大家把心放在科室里，多为党做点事，多为病人干些工作，就行了。”
短短几句话，像春风，吹散了那些人心中的雾霾。
更令人感动的事还在后边。
医院，有的科主任一当就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许多崭露头角的年轻人提不上来，没有机会更好的发展自己。
41岁时，因为各方面做出的贡献，叶惠方已是妇产科领域公认的“一把刀”。同时，她先后培养出了近百名业务骨干、研究生和知名专家，有的后来甚至当上了院士。
然而，她并没有独享这份盛誉，她在44岁盛年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她出乎人们意料地向党委提出：“坚决地把科主任的位子让了出来，让年轻人走上主刀位置。”
人们赞赏，可也有人狐疑。
有人跑来问她：“都想在科主任位置上长干呢，你怎么这么傻？”
她淡然地说：“始终保持‘一把刀’的称号，对个人当然是好事，但如果科室长期只有‘一把刀’，那就是一场灾难。只有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科室的发展才有前途。”
因此，为了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便把手术刀交给了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自己则从事妇女保健工作的研究。
那时全国的医疗水平普遍不高，因此，教学和研究便成为她一直关心的问题。
无数个日夜的灯下，叶惠方一字一句地编帜着她的妇产世界：
她主编及翻译的医学书籍有10多本，她参加编著的《更年期保健培训教程》一书，现被全国作为教材使用。由她主编的《妇女更年期保健70问》，自年5月出版以来，至今已连续再版7次，印数达几十万册，成为医学科普书系中的畅销书。
直到60多岁时，她还多方自筹资金，带领攻关小组，仅仅在6年时间内，便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病的防治”研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一位领导说，“正是由于对党的事业无比执著，叶惠方对个人的名利看得很淡很淡，而对科室的发展看得很重很重。”
是啊，大家都知道，叶惠方的无私大爱时常令人感动。
李亚里主任曾讲，“虽然她从不为自己的私事求人，可为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她是想方设法，穷尽一切办法。”
比如，她一次次地通过朋友疏通关系，选派年轻医生外出学习深造。
上世纪90年代，看到科室年轻骨干们发展势头不错，决定让她们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但当时，医院的外汇少，总是不够大家分的。
从文献中，叶惠方看到国外医疗技术发展那样迅速，觉得应该让科室的人出去见见世面。
于是，她将在美国亲人们汇给自己的美元，有一年上交给院里，对院领导说：“请把这些钱作为公费，派出年轻的医生外出深造吧。”
医院是 次看到这种情况，院长感动的难以言表。
这次，受惠的是后来也成为知名教授的翁云霞。
当她得知可以前往国外学习时，真是百感交集。
拿着那时并不多见的美元，翁云霞流泪了：“叶主任自己省吃俭用，这是血汗钱呀。”
于是，她到了国外，经常节衣缩食，而学习一点不拉，比谁都认真。
等学习归来，科室的人发现，翁云霞怎么这个瘦？
一称，她整整瘦了16斤！
学成归来，看到翁云霞这么瘦，叶惠方的心自然充满了疼怜。
“为什么这样瘦啊？”大家议论着。
很快，大家明白了。
因为翁云霞将节省下来的0多美金，交到叶惠方手中，说是自己节省下来的时候，叶惠方却“严厉斥责”了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钱花了可以再来，身体搞坏了，你学成了又有什么用呢？”
两个人都流泪了。
科室的人都被感动了。
后来，已是知名专家的翁云霞教授，提起这件事，就禁不住泪水涌溢：“她把这么多钱拿出来作为我学习的费用，可她自己连我们平时随便扔掉的西瓜皮、桔子皮甚至鱼鳞都舍不得丢，而是做成各种小吃食……我怎么忍心将她的钱用在吃穿上呢？”
爱人者，推及他人，他人善良，便能感受到爱的力量，并且传播这种力量。这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中的精髓。
以爱心回报爱心，以善良感知善良，这是医院叶惠方任科主任时留下的传统。
对科室、对工作、对同事如此，对病人，叶惠方更是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在大家眼里，叶惠方因为她爱病人、为病人着想是出了名的。
有这样一个患者，在怀孕4个月时，因食欲差、腹胀就医检查，结果发现转氨酶高达（现在的80单位）。
医院。多数医生建议她中止妊娠，否则将严重危害大人的肝脏；如果继续妊娠，需服保肝药，孩子又会受影响。
孕妇心如刀绞。
在几乎绝望之时，她听人说叶惠方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但慕名找上门来。
叶惠方对所有检查结果一一分析后，对她说：“我认为你的转氨酶高不是肝炎造成的”。
孕妇听了非常激动，问下一步该如何办。
叶惠方建议：“可以保住孩子，定时随诊就行了。”
孕妇虽然心怀忐忑，但还是颤颤兢兢地听了叶惠方的话。每过一定时间，便来找叶惠方看。叶惠方每次都鼓励她。
果然不出所料，这位病人的转氨酶后来便一直停留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数上。
几个月后，瓜熟蒂落，她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
一家人都感动的哭。
如今，后来，那个孩子茁壮成长，长大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还有一位来自山西的女患者。见到叶惠方时，她面容憔悴，衣衫不整，头发蓬乱，哭笑无常。
原来，年近半百的她，医院求诊，却毫无效果。
极度烦躁和失望的她，听说医院有个叶教授医术很高明，便找了过来。
叶惠方像往常接待所有的病人那样，热情地接待了她。她详细地询问了患者的病情，并进行了细致的检查。
当查到腹部时，叶惠方发现她的肚子硬邦邦的。
叶惠方就问病人：“你多少天没解大便了？”
“整整有一周了。”
叶惠方听说后，二话没说，戴上手套便将患者硬如石头的粪便一点点抠出来。
虽然臭气熏天，但病人家属发现，叶惠方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情。
不一会，只听见病人长舒了一口气：“真的好多了，很久没有这么舒服过了。”
叶惠方给她开了药。
一周后，医院检查时，整个人变了，不仅精神焕发，还满面笑容，看上去简直判若两人。
有年春天，一对农民夫妇带着患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孩子，千医院求医。
知情的人知道，他们别说是给孩子看病，甚至连住旅馆的钱也掏不起。
一家人慕名找到了叶惠方。
叶惠方见到孩子时，一股臭味扑面而来。
在给孩子做了详细的检查后，叶惠方觉得，如果不救这个孩子，一个家庭就此崩溃。
为便于观察和解决病人的困难之急，叶惠方决定，将一家三口带到自己家中。
这意味着，他必须管吃管喝管住。
孩子一家感激不尽。
这些问题解决了不说，一个新问题又来了：没钱呀。
叶惠方二话不说，便又替病人代交了部分医疗费。
特别是患儿实施手术后，时常弄得浑身粪便，满屋脏臭。且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叶惠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直到孩子举家离开，叶惠方还买票送他们。
一年后，医院实施第二期手术。
还像往常那样，他们一家三口再次住进了叶惠方的家。
手术后，孩子恢复很好，直至痊愈。
临行前，孩子的父母面对叶惠方，两个大人突然下跪不起，泣不成声：“你真是活菩萨呀……”
叶惠方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就是要求这样做并且应该这样做的吗？”
有人说，叶惠方为病人做的好事，像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
比如，她到底为多少病人做了手术，救了多少条生命，输了自己的多少次血，谁也说不清。
至于为病人垫付住院费、医疗费，在叶惠方看来，也十分平常。她捐了，也不计数。“反正下个月发工资，有吃有喝就行。”
年，我国开始实行专家门诊制度。
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专家门诊挂号费用有一部分是给专家本人的。主要是鼓励专家多出门诊。
作为全国知名的专家，叶惠方当然经常出诊。但她提出一个要求：“我只看普通门诊。”
管理人员问她：“为什么不坐诊专家门诊？”
她淡淡地一笑说：“怕麻烦，不想去办手续。”
其实，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是想为老百姓省点钱。哪怕一个挂号费当时只有区区的十几块。可她认为，十几块钱对穷人来说也是一笔财富。所以，她坚决不要专家费。
她后来说：“也许这几块几十块钱，对城里人来讲没什么，但医院的病人，多是从外地来的，有的人能省一块是一块，他们不容易呀！”
科室里的人劝她：“那找您看病的人那么多，就会影响您休息、下班啊？”
叶惠方说：“谁叫我当医生呢？当医生那就不能考虑这个问题，有病人就得看。要不然耽误人家的病。这会儿少睡一点儿，完了以后再多睡一点，那就行了。”
一句“那就行了”，让她一直坚持到了90岁，仍然坚持分文不收地出专科门诊，为的就是“让病人能省一点是一点”。
从退休算起20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出门诊，却从来不要属于她的那份劳务费。
有人这样问她：“叶教授，你为什么不要劳务费呀？”
她说：“我要它干什么？医生看病，就是为了救死扶伤。给我钱，我也要捐出去的。”
说罢，呵呵一笑。
问者有心，答者随意。
她的回答却让问者思考：人，到底要怎样活着？怎么活着才更有意义？
做人各在心，做事各有度。不同的选择，成就不同的人生。
叶惠方的人生，其实就是奉献的一生。她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活着的全部任务，就是传播着爱的种子。
6、诲人不倦
八十年代末，叶惠方光荣地退休了。
说是退休，其实是退而不休。
她不仅经常出专科门诊，而且在家和科室从事教学。
有人劝她安享晚年，怡然自乐。但奉献了一辈子的人，脚步停不下来。
心中有爱，人亦不老。
在叶惠方眼里，“外语是年轻一代打开世界科学殿堂之门的金钥匙”。英语的重要性，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增多，显得越来越重要。
改革开放初期，医院的医学研究百废待兴，国际交流研究迫切需要外语人才。出身医学世家的叶惠方说着一口标准的英语，便主动办起了英语学习班，成为医院金沟河干休所“老干部大学”英语班的首任英语老师。
在女儿王泽鸣眼里，一开始以为母亲教英语只是兴趣爱好，发挥余热，后来才知道，这件事对她来说意义重大。
她渐渐知道，院子里很多人都是母亲的英语学生。
在王泽鸣印象里，每次散步遇到 骨科专家卢世璧院士，他都要把这事念叨半天：“当时学习班就在走廊上，我们叫它‘走廊大学’。你母亲都60多岁了，自己门诊量那么大，还天天熬夜给大家批改英文作业……”
“不少专家、教授上完了叶惠方的课，就出国深造了，为国家医学发展带回了许多先进技术。”已名满天下的卢院士常说，“她是我的老师，我们的大师。”
这件事，是从退休那年开始的。
这一干，就是漫长的十多年。
在这些义务辅导班中，无论是谁来学，她都收；无论多大年龄来学，她都教；无论底子多么薄，她都一视同仁。
既然不收学费，而且又讲求方法，来学的人便越来越多了。
这其中，有小学生，有中学生、高中生，也有大学生，医院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有一些高级专家也跟着她来学。
叶惠方底子好，她对不同的人因材施教。
如对小学生，父母都望子成龙，但孩子们的精力往往不容易集中，叶惠方便自编英文歌曲，教唱他们，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而对成年人，考虑到学英语的工学矛盾比较突出，她就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补课。
教学的地点，有时在科室，医生护士一起学；也有时在家里，特别是到了节假日，一些孩子一涌而入，家中的英语歌声传出，仿若天籁之音，绕梁动听。
在家长眼里，叶惠方是天使：“孩子们 在叶奶奶家中学了，因为不仅培养了学英语的兴趣，而且叶奶奶常常给他们做好吃的。”
在同道眼里，叶惠方是妈妈：“她考虑到你的感受，顾虑你的困难，从不指责。她的话就像妈妈的话，永远那么慈祥、悦耳、动听。”
有位年轻的医生，跟叶惠方学完英文教材后，钦佩之余，心想：叶教授要是把这本书录成音带就好了。
同学们都觉得这想法很好。但好归好，她们觉得这样有些太过分了，要知道，那毕竟是一本砖头般厚的教科书！
谁知，叶惠方不知从哪里得知这位年轻医生的想法后，很快把那部页的英文教材一字一句地录成磁带，送给了她。
捧着磁带，这位年轻医生泪如泉涌。
如今，那位年轻的医生成为全国知名的专家。挂她的号的人，总是供不应求。每天，她都早出晚归，出诊到很晚很晚，才能回去。
有人统计了一下，叶惠方教过的学生中，至少有五代人！
这其中，既有院士、博士生、硕士生，也有大、中、小学生，甚至还有幼儿园的孩子和电梯工……
在这群人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学生。
她叫许运想。
上个世纪90年代，她还是医院的一名清洁工。当时，三个儿女的负担，让这个外来打工妹连付房租都很困难。
有一天，她听说叶惠方教授免费教授英语，医院走廊拦住了叶惠方。
“叶主任，我们家孩子能不能跟你学英语?”
叶惠方不假思考，脱口而出：“好啊。”
于是，从年开始，许运想一家，便搬到叶惠方家住下。
没想到，这一家五口在叶惠方家一住，就一直住到了叶惠主去世。
如今，许运想的三个儿女或是大学毕业，或是在外企工作，个个有成。
而小学没毕业的许运想，在叶惠方的熏陶教导下，如今已是带了好几个徒弟的胃镜科技术骨干。像胃镜、肠镜的小毛病，坏了，像光缆漏气了，镜身漏气了，有时候给厂家打电话，厂家不可能随时都来，病人又多，许运想便自己修。
在他眼里，叶惠方这个人，“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对每个人只要你有困难，只要她能帮到你的，大小事只要她能帮的着的，就尽她所有的能力去帮。”
他为此感慨：“好人呀，好人呀！”
他不知道，这个“好人”，为了教学生，几十年来，从未完整地看过任何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得以休息。
每当人们路过她家楼下，听到叶惠方带着孩子们学英语，当那稚嫩甜美的英文歌从窗中飘出时，仿佛有一种爱，在空中久久飘荡。
今天，直到那温柔的声音消失，走过楼下习惯于驻足听音的人们，唯有叹息、感慨和唏嘘不已。
90岁时，叶惠方在家里摔了一跤。然而，这天还约有英语课。怎么办？
结果，她在家里只歇了一个多小时，便从床上爬起来继续教英语。
在这所践行有教无类思想的“家庭学校”里，走出了能够熟练撰写英语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医生，也走出了考入 医学院的贫寒学子。
为人师者，除授道、传业、解惑也。
历史反复证明，名师之下，会出高足。
在年轻的妇产科医生叶明侠眼里：“叶老和老一代的专家教授们，用不同的人生经历，共同诠释了‘对党赤诚、爱护患者、医术精湛、砥砺前行’的精神，带给妇产科和我极为深远的影响。”
叶明侠虽然年轻，但其技术与医德深受患者褒扬。
她曾在一次有关“我身边的榜样”的演讲中提到，“作为我院妇产科创始人，64年前叶惠方教授便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这里，也把她‘不忘初心，坚持以患者为重；知难而进，用创新破解难题’的精神深深印刻在妇产科的传统之中，代代相传”。
在后来者的心中，叶惠方重视管理方法。
“她始终秉承着‘产房一切为病人’的精神，带领妇产科病房几十年坚持推行这项‘无声运动；在医术探索中，在国内首次推广无痛分娩法，且率先开展妇产科免疫学及遗传学研究。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国内妇产科界普遍认为心脏病是剖宫产的禁忌，有一次科里住进了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孕妇，叶老全面评估后，没有在个人声誉和医疗责任上患得患失，而是坚定地给孕妇做了剖宫产，成功带领患者闯过鬼门关。此后，经过进一步科学论证和反复实践，从此，‘把剖宫产作为严重心脏病人结束妊娠的 方法’，成为处理这一难题的新的医疗原则”。
正是在叶惠方及老一辈专家的引领下，一代代妇产科人努力践行着“不忘初心、治病救人、创新发展”的科室发展理念。
前有导航者，后有继承人。
医院超声诊断科汪龙霞教授永远也忘不了，有一次她要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隔三差五就会带着论文找自己的老师叶惠方帮助修改。那年，叶惠方已经98岁。
“她一字一句地读，就像在做一台精细的手术，虽然只改了几个地方，但整个文章都‘精神’了。”说到恩师，汪龙霞说，“她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
叶惠方退休这么多年不知道为多少人修改过医学论文，认识的、不认识的，只要找到她，她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
有一次，为修改一个实习生的论文，80多岁的她竟然熬了几个通宵！
所有人都知道，在叶惠方心中，医学上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作为叶惠方的关门弟子，汪龙霞在选择专业时，叶惠方推荐了超声领域。
那时，妇产科超声还都是技师才做的“偏门”，但汪龙霞二话没说就选了。如今，她已成为国内该领域的知名专家。
“我相信老师，她让我干的，肯定是科室发展最需要的。”汪龙霞说，老师在事业上的无私，让她无限信任。
年，产科接诊了一位33岁的患者。这位患者之前流产过一次，这次怀孕的情况更加复杂和危重。经检查，该患者怀孕17周发现胎死腹中，胎盘完全覆盖宫颈内口，并且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
如果选择常规引产，会引起大出血，且有生命危险；如果选择当时常用的剖宫取胎法，虽然可以保全孕妇，但会对子宫造成严重损伤，无法短期内再次怀孕。
负责接诊的，是妇产科的卢彦平主任。
作为叶惠方的学生，面对这一难题，卢主任同样没有退缩和保守，而是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把难题当机遇，查阅大量相关文献，大胆设计了在介入栓塞后实施引产的治疗方法，这样既能避免大出血的危险，又为患者保留完整的子宫。
果然，一切按照想定的方案发展。
患者的千恩万谢，其实是几代人的接续奋斗。
奋斗中，张扬着一种创新精神，同样也孕育着一种爱的种子。
此后，卢彦平主任发现的这个方法，经过不断地总结完善，很快被推广到全国，被同行们所接受和推广。
卢彦平主任用她高超的医术水平、坚毅的探索精神和真挚的医者仁心，为无数的患者带来了福音。
每当回忆起当年这件事，她总是感慨：“是叶老留下的光荣传统激励了我，凡事都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为她们解除病痛；还要大胆创新，努力为患者找到 的治疗方法。”
在叶明侠并不算长的从医生涯中，她也曾遇到过这样一件难忘的事。
有一位历经艰难才怀孕的高龄产妇，发生了胎膜早破，一直住院保胎。
有天晚上，刚好叶明侠值夜班。
这时，护士报告，患者出现了呼吸困难、寒颤、血压下降等“羊水栓塞”的症状，生命危在旦夕。
叶明侠立刻组织抢救，迅速控制了病情。但刚躺下，又报告孕妇情况出现了新的恶化，有高热、胎心增快等宫内感染的症状，胎儿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此时，两难的选择摆在她的面前：如果现在做剖宫产，有可能母子平安、皆大欢喜，也有很大的可能是新生儿救治无效死亡，孕妇在失去孩子的同时还会失去短期内再次怀孕的机会，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患者和家属或许还会做出过激的反应；但如果现在不剖，可能不等天亮，孩子就胎死腹中了。
叶明侠医生一时难以抉择。
在她犹豫不决之际，她想起叶惠方教授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对待病人，就是要尽我一切的力量去帮忙，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她救回来！”
叶明侠一下子豁然开朗：“我想，一名合格的医生就是要把 的结果带给患者，宁可自己冒险，不能让孕妇和胎儿冒险!”
于是，她立即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卢彦平主任，得到她的支持肯定后，便立刻给患者做了紧急剖宫产。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个健康的宝宝来到了 。
真心换来真情。
直到现在，那位同样年轻的妈妈每年都会给叶明侠医生发来一张自己宝宝茁壮成长的照片。
叶明侠说：“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一名医生的责任和荣耀。我想，这份荣耀来自于叶老和其他老一辈专家几十年辛勤的教诲和引领，也来自于我们年轻一代对前辈们医德医风、待患如亲精神的崇敬和传承。”
是啊，从硕士毕业特招入伍至今，年轻的她，已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整整11年。
“这11年里，跟着各位前辈和老师一起工作学习，越来越认识到妇产科是一个注重传承、积极进取、不断发展的 集体。”叶明侠说，“李亚里主任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研究方面引领全国，宋磊主任把阴式手术推广到全国，孟元光主任在妇科肿瘤微创及 治疗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科里的每一位专家都术有专攻，每一名年轻人都有学习的方向，虚心求教、努力工作，不断为科室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这些今天在妇产界赫赫知名的大家，都把自己的成长归结于遇到妇产科有叶惠方这样一位老主任、好主任。
叶明侠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如今叶老已经离开了我们，人生走过百年，为医学、为病患奉献了自己的一生，直至生命的尽头也不忘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把大爱撒向 。我们深深地怀念她，她历经百年岁月风雨，初心始终如一！医院人倍感责任和压力，我们要以叶老为旗帜和方向，以身边的前辈为楷模和动力，用一颗仁爱之心对待患者，用不断创新的医疗技术服务患者，沿着前辈的足迹不断前进，让医院的美好未来更加灿烂辉煌。”
其言灼灼，同心如一。
医院妇产科副主任赵恩锋的眼里，叶惠方简直如神一般的存在。
“我们科室有个‘一级文物’。那是一个绿色的铁皮箱。这是叶老退休时留给科里的。当时，里面有一万五千元的存折，还有几十年收集的宝贵资料，特别是里面还放着一把她用了多年的进口手术刀。”
为什么还放着这把手术刀？因为在叶惠方的眼里，“这刀好用，不好买。年轻人有需要都拿去用吧。”
赵恩峰为此感慨：“一个一生时常在为别人考虑的人，一定是毛主席说的那‘五种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7、克己为人
叶惠方的省吃俭用，在医院是出了名的。
走进她的家，房子虽然大，但你很难把一个知名大教授的家，与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我们在进入了新的世纪，生活在一个物质无比丰裕的时代。
推门而入，这里仿佛有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床是40年代从旧货摊上买的；家具不是婆婆的嫁妆，就是父亲的遗物，有的破烂得有碍观瞻，她就用布帘、花盆挡起来；钢琴已旧，声音依然清澈；盆盆缺罐罐，修修补补……
就连她一年四季穿的服装，大多也是居住在香港的妹妹淘汰下来的。她家的阿姨（她从来不认为是保姆）讲：“30多年来，她竟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她多年行医所用的钢笔，还是女儿几20年前送给她的；她手上戴着的手表，是生活在国外儿子送给她老伴的，后来又传到她手上……”
然而，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节俭得近乎吝啬的老人，却动辄三五百，甚至成千上万元地为“希望工程”和贫困山区的失学儿童捐款。
每当发了工资，她做的 件事，就是捐款。
叶惠方的学生、医院超声诊断科主任医师汪龙霞说：“有一次，叶老跟自己的姑姑去黄山。她看着一个小孩跟着抬轿子的轿夫跑，便问他情况。那个孩子说，家里没钱交不起学费，所以就不上了。叶老马上把这个孩子联系方式记下来，回来以后就给他寄学费。”
那些散落天涯各处的孩子啊，即使你们不认识北京有这样一位叶奶奶，可你们已享受到了她的恩惠，体味到了她的温度！记住世间曾有这样一位百岁的老人，她的心曾与你们一起跳动，她的爱曾与你们一样真诚！
最不平凡的一次捐款，是在年。
那一年，叶惠方她的丈夫因脑血管疾病不幸去世，她坚决不让在国外的子女们回来，并要求丧事一切从简。
子女们想给父亲买一块好的墓地。
她没应声。
在丈夫的追悼会上，叶惠方突然作出了惊人之举：将组织发给她的元抚恤金，加上自己的元积蓄，凑了整整1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怎么为丈夫送行？
她有自己的方式。
那天，她在家里弹了一曲肖邦的《安魂曲》。
音乐悲怆，却是安魂。斯人虽去，音容犹存。
一曲终后，叶惠方请人在自己婆婆的坟后，挖了一个小坑，郑重地将丈夫的骨灰掩埋了。
她对身边的人说：“以后我死了，如果骨骼没人要，就把我的骨灰也埋在这个坑里！”
帮助掩埋骨灰的妇产科实验室张全的眼睛都湿润了，说：“叶老，你何必这么节省？”
叶惠方答说：“这正是我和老伴生前所希望的，这是我对他 的纪念。我们国家还有几千万农民没有脱贫，还有几千万失学的孩子……”
听到斯言，还能再说什么？
叶惠方的老家在广州，她总想着为家乡人民做点什么。
在老家，她有一幢价值几百万的房产。
想了好久，她终于作出决定，要捐赠给广州的培正中学。
为了却这份心愿，在将近十年的时间内，叶惠方曾先后7次自掏车费，南下广州商谈捐赠事宜。
个中原因，乃因相关手续比较复杂。
每次去，为了省钱，叶惠方都是坐硬座。
匆匆来去，直到世纪之初，这桩心愿才终于了却。
时值全国房价飞涨，人们好奇：“什么样的人能够如此为之？”
签字那天，广州中学许多人，都想竞相一睹这位老人的“风采”。
可叶惠方签完字就走了，连简短的交接仪式都没参加。
她给他们拂去了失望的灰尘，留下了永远的崇敬。
这一年，她84岁。
叶惠方的邻居沈文梅老人，对叶老献身公益却从不张扬印象深刻：“当时她已是84岁高龄，可乘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广州，多么难得呀。“
金沟河干休所所长崔京滨介绍：“家乡人民想宣传报道叶惠方的慷慨善举，她只说了一句‘这事不值得宣传’，便连夜赶回北京，因为第二天还有她的专科门诊。”
看似平常的行为，其实都是由不平常的人生孕育的。
多少年来，叶惠方到底捐出了多少钱，已没人说得清，仿佛她那颗博大的爱心，永远是为这个世界和她人的美好而跳动着的。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无论发生水灾，还是旱灾，叶惠方只要听到消息，总是忧心忡忡，心里老惦记着灾区群众，总想着为他们做点什么。
她的学生之一宋青教授曾谈到：“云南地震，她捐钱；内蒙雪灾，她捐钱；山东旱灾，她捐钱。钱捐完了，她就翻箱倒柜，有什么就捐什么。实在找不到适合捐赠的东西，她就捐自己的被子、大衣……”
“ ，她就连原总后勤部发给的‘伯乐奖’奖金元，她也一分不留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特殊儿童救助部。”
提起叶惠方的奉献，照顾过叶老晚年生活的许运想有说不完的话：“无论是长江之南，还是黄河以北，无论哪里发生严重灾害，叶老看到消息就会忧心忡忡，总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她每年都要捐出2万、6万、8万元，最多的一年捐了10万多元。”
“钱捐完了，她就翻箱倒柜，有什么就捐什么。实在找不到适合捐赠的东西，她就捐自己的被子和大衣……”
怕家人不理解，叶惠方甚至把捐款的收据单都扔了。
叶惠方的女儿王泽鸣说，希望工程多次要给她的母亲发奖牌，但叶惠方却固执地说：“如果你们给我奖牌，我以后就不捐了。”
在叶老80岁生日那天，妇产科要为她祝寿，但被她婉言谢绝了。
在科室的执意坚持下，她只好无奈地说：“那你们每人就凑10元钱给我吧。”
科室的人有些不解。当带着全科心意的元钱送过去后，她接受了，马上又掏出几百元，一起寄给了“希望工程”。
科室的几个老同志，看到自己的老主任身上穿的衣服实在太俭朴，就给她买了一件毛衣。
可毛衣送过去后，叶惠方坚持要她们把毛衣退掉。
她说：“你们没有时间，我去退！把钱捐给‘希望工程’好了。”
大家不好意思。说：“叶老，这钱是我们自己的。”
叶惠方说不好再说什么。
她却告诫她们：“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尽管社会经济发展了，但还是要把有限的钱物用在实处，为更多的人谋福利，无谓的浪费就是犯罪，就对不起子孙后代。”
有个记者采访她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
“我看到叶老衣服上绣着一朵红花格外鲜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她自己绣的，针脚细密，很见功力。但谁也想不到，用的料子是茶叶盒子里的包装布料，绣在衣服上，是为了盖住磨破的洞。这件外套，她穿了几十年，拉链坏了，她就用个别针别着。”
记者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是啊，为了省吃俭用，她可以把西瓜皮做菜吃，把鱼鳞伴凉菜，把老菜叶煮水吃……这不肯浪费的分分毫毫，节约下来的丝丝缕缕，却全部捐给了那些她从来不识也从不认识她的孩子们。
她，使我们每个人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爱，爱到了 ，才让五千年的文明，经久不息地传承！
8、我要入党
知情者言，叶惠方教授曾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所以然者，因为她来自广东，那里信基督天主的多。而她又出自协和，医院医院。
世事沧桑，经年流转。人的选择，也在变化。
只有叶惠方自己知道，入党，是她一辈子的追求。
然而，迎来了国家的解放，却并没有遭遇心灵的解放。许多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的时，世界便已变形。
极左的年代，她申请入党。
组织不批。原因，因为有“海外关系”。
“文革”中，这种关系又让她被打倒，入党，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申请书，写了一次又一次；失望，跟随了一年又一年。
医院的一名科主任，不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那是一个多么失落的梦幻啊。
“有时，我站在窗外，真想听听党内声音究竟在讨论什么。但是，我不够格，只远远地、羡慕地看上一眼，便默默地离开。”她对人说。
虽然如此，这改变不了她毕生的追求。
“我经历了旧社会，也经历了新中国，对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有着最为深切的体会，我渴望着入党。”她曾这样对人言。
然而，无论是入与不入，她在人们心里早就是一名党员，甚至，“她比有的党员还要党员”。
在那段停职“改造”的日子里，叶惠方担负起3个卫生员的日常工作，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上班，晚上8点以后才能下班。
即便如此，科里遇到孕妇难产而求教于叶惠方时，她总是二话不说，放下扫把立即洗手、换上手术服，投入抢救。
妇产科实验室退休干部张全曾问叶惠方当时为什么能乐观坚定地生活，叶惠方说：“我又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党的事，怕什么？少数造反派并不代表党。我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女儿王泽鸣的印象里，自己小时候哭闹时从来不会喊妈妈，“医院里给病人看病，经常不在家。”
她不知道，妈妈也有自己的苦恼，有自己的忧愁。
“我也没资格入党，申请多少次都不行，人家开党代会，我只能在门口叹一声气就走开了。”叶惠方说。
她为此懊恼过。
“我是真心的想加入党组织。因为有些党员的确让我们懂得了如何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坏人总是少数。”她说。
后来，她终于平反了。她高兴得跳起来，歌声也比过去更加嘹亮了。
但是，又一盆冷水沷了下来。
“他们不让我进办公室。说办公室就只有一把钥匙。因此，我得天天提着一个包上班。所以他们就叫我‘提包主任’。从到年底，我当了两年‘提包主任’。”
无论是不是提包主任，她干起工作来，还是过去那样一种拼劲、韧劲和认真劲。
终于，年6月，在叶惠方66多岁的时候，久经考验，她终于入党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那一天，她高兴得像一个孩子。
在支部大会上，她特别的兴奋：“以往我虽然是科主任，可每次科里开支部会时，我总是羡慕地看着你们走进会议室。现在我终于跨进了这道门，请你们监督我吧，我绝不会给党抹黑。”
朴实无华的语言，让听者感慨万千。
回到家里，还忍不住唱起了歌：
党啊党啊，亲爱的妈妈，
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抚养着我长大，
陪我学走路，陪我学说话……
没有过切肤之痛的人，怎会感受到她心中的这种喜悦？
再后，有人问她：“叶老，您当年都66岁，为什么还要入党啊？”
叶惠方说：“我们共产党有信仰、有理想，为人民服务。”
这便是她的回答。简简单单，却如炸雷。让人久久地回味与思索。
在孩子们的眼里，妈妈的回答是真真切切的，没有半点虚假。
受“文革”影响，叶惠方的两个孩子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一次，叶惠方的侄子从美国回来探亲，坚持要带两个孩子去美国读书。
看到一个孩子在深山打洞，一个孩子学无所依。叶惠方思考再三，最终同意了。
如今，在美国从事软件开发的一对儿女生活得很不错。
她们想的是母亲，念的也是母亲，放心不下的还是母亲。
于是，他们动员年事已高的母亲，出国享受天伦之乐。
只要提起，叶惠方必定都会谢绝：“无论是兵荒马乱之际，还是国家困难之时，我都没有离开。现在祖国强大了，我还想多做一些事情。”
年，叶惠方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与在美国生活的王泽鸣相聚。
“当时妈妈笑眯眯地问我们，‘猜猜妈妈给你们带了什么礼物？’”
孩子们猜了半天，什么也没猜到。
让她们感到特别意外的是，叶惠方从行李箱中，取出的竟然是两套崭新的《邓小平文选》！
面对孩子们诧异的目光，叶惠方说：“你们在外多年，不了解国内的情况。这些年祖国发展很快，靠的就是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我这样做，是让你们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也让你们懂得，妈妈之所以不离开祖国，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绝不做对不起党的事。”
孩子们听了妈妈的话，潸然泪下……
医院宣传她的那一年，有位记者问起她曾帮过多少人。
叶惠方摇着头说：“不记得了，也没必要记。我做这些不图什么，只想让人们在接受一名老共产党员的爱心时，发自肺腑地喊一声‘共产党好’！”
医院现任妇产科主任孟元光，对科里的所有医务人员讲：“叶老不仅是党的光荣，医院的荣誉，更是我们科室的骄傲！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我们一定要把她的忠诚，她的执著，她的仁爱和大我的精神发扬光大。”
回答的全都是真诚的掌声。激烈、长久。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把掌声献给她？因为作为身边人，她们相信她。
因为相信，所以喝彩。
是啊，她从旧社会走来，从“文革”中走来，对国情、党情有更深的体悟。对旧中国的积弱积贫，对党走过的一些弯路，她深知其时代背景，也让她更加坚信未来与明天，理想与信念。
这，也因此成为她前进道路上不竭的精神动力，激励着她爱党报国，建功立业。
有人说，“今天，是一个 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好在哪里？好就好在你对这个国家的真爱。
坏在哪里？坏就坏在你对世事不羁的心态。
一位年轻的医师在看了叶惠方的有关报道后，说了一番自己的感想：“即便不能成为像叶老那样的大师，但我们也不应该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不应沉溺于如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的小我中。”
正如诗人艾青的那句名言说的一样——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4年，叶惠方被医院 次宣传，她不愿意。
但这次宣传，是自下而上的，她的太多事迹，感动了身边的许多人。
在医院举行的事迹报告会上，多少人泣不成声。
此后，她开始渐渐被人传颂。
“原来，我们身边有这样感人至深的人存在。”一些年轻医师，“相信身边人讲述的身边事，比一千个大道理都管用。因为，叶老是实实在在让我们相信并且崇拜的”。
有人读了叶惠方的事迹，这样留言——
“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在生前为党和人民做了一辈子事业，甚至连死后也要把遗体交给党的人，教育我们在思考各自的人生道路时，反省一下人应该怎样地活着……”
还有人这样总结——
是啊，正是有了对祖国的忠诚与爱，她才会在国难当头时选择了真正能够拯救中华民族的中国共产党，才会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仍然不改对人民的热爱；正是有了对人民的忠诚与大爱，她才会节俭自己、资助贫困、奉献爱心、始终如一，才会将个人的名利看得很淡，而将事业的发展和延续看得很重；正是有了对患者的忠诚和 的热爱，她才会在如此不平凡的人生路上，走得如此执著，如此坚毅，如此坦荡和从容。
《解放军报》 记者刘声东，在读了叶惠方的事迹后这样感慨——
面对这位塑造灵魂的巨匠，这位真正共产党员和时代丰碑，她用百年传奇般的人生经历，送给我们一个朴实的人生劝告：有坚定信仰与大爱的人，必定有不变的忠诚；有了不变的忠诚与大爱，更能坚定我们在这个时代对未来的信仰。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灵魂一旦有了信仰，永远也不会迷失方向。
而多少人，正是信仰缺失，理想塌方，才滑进了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多少人啊，在为远方奔走的时间逾长，却越来越忘记了出发的目的。
你为什么不信？
——“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
那是因为，“你们追求的级别越来越多，追求真理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
坚守与清高，其实是这个时代难能可贵的品质。
不忘初心——这是时代对灵魂的拷问。
在一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叶惠方，经受了时代的检验，经受住了世俗人心的变迁。
自然，她的人生，便也布满了大爱和大美。
家中，那偶尔响起的钢琴声，在邻居与学生的耳中，是那样悦耳和动听。而那位弹琴的老者，白发飘扬，精神矍烁，看上去是那样优雅和美丽。
9、 的捐赠
年7月，叶惠方到美国去探亲。
临走那天，她把一封信交给了妇产科实验室的张全。
张全厚道、实诚，深得叶惠方的信任。
他打开一看，信里里面装着两件东西：一个是家门的钥匙，叶惠方家中有一位年迈的保姆，她希望如果有事，请张全可以去照顾一下；另一件是叶惠方写的一份遗嘱。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遗嘱。
张全看着，泪如雨下。
因为叶惠方她在遗嘱中说，“我老了，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万一发生不幸，没有生命价值时请组织不要进行无谓的抢救。假若我的遗体还可以用做研究，你首先问医院是否需要，如果不需要的话，看北京其他医学院是否需要。”
原来，在一切无可再捐的情况下，她要求捐献自己的遗体……
捧着这封沉甸甸的信，科里的人全都哭了。
在他们眼里，身边这样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永远是那样真实和高大……
即使对保姆，叶惠方也怀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保姆是别人介绍来的。
因为儿女都在国外，叶惠方平时又忙，因此，别人说介绍一个保姆照顾她时。她应允了。
她答应的原因，不是要人家来伺候她。而是她觉得，自己有个伴，别人也有个收入，两全其美的事
这个保姆，年纪与她差不多大。但身体比她好。
这一待，在家里便是几十年。
几十年中，她们成了好姐妹。
有衣共穿，有饭同享，有事同当。
有人说，“叶惠方年轻时，是保姆照顾她；而到了年老，却是她照顾保姆。”
因为随着年纪越大，她们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保姆家里人让她回去，她不回。因为她舍不得眼里的“阿方”。
保姆病了，叶惠方嘘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
事实上，她们已不是人们眼里简单的主仆关系，而是相依为命的两个老人。
到 ，保姆年事已高，终于回去。叶惠方每月还给她寄钱，直到她辞世。
透过两个人的关系，已超越了所谓的阶层、地位、血缘和人们臆想之种种。原来，爱，是真的可以穿越一切的。
现在，时光进入年底。
叶惠方老了，她病了，她不知道自己该奉献什么了。
这年的冬天，按说过去正是大雪时节，然而京城无雪，暖阳如春。
每天，她都静静地坐在家中那张布满裂纹的木躺椅上。
她拿着报纸，看一句就要拿笔画一句，像批改论文那样认真，这是她一辈子的习惯。
阳光洒进房间，她望着窗外，偶尔思考，偶尔回忆，偶尔说说话。
有一天，她精神抖擞地女儿说：“出去走走吧。”
两年前，由于不放心母亲一个人生活，女儿王泽鸣专门从美国回来。
陪母亲散步，是王泽鸣最开心的事。
“小时候母亲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没机会一起散步，现在母女俩终于能补上这一课了。”
这是叶惠方病重卧床几个月来 次出门。
王泽鸣非常高兴。
“我们都以为她这次挺不过来了，没想到她身上那把火又旺了起来……”推着轮椅，女儿王泽鸣有些哽咽。
推开家门，冷风迎面吹来，王泽鸣并不觉得冷，因为她觉得母亲仿佛是一盆燃烧了一个世纪的炭火，温暖人心。
王泽鸣说，回国前，其实她根本不了解母亲。
是啊，回国前，她对母亲不懂的东西太多太多：
——新中国成立前夕，家人买好了飞机票要带母亲去台湾时，母亲为何舍弃亲情，说了句“新中国需要我们”，就一个人留了下来。
——十年浩劫中，母亲受到冲击，天天被罚扫厕所、冲便盆时，却还不断鼓励家人、战友：相信党，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改革开放后，已经60多岁的母亲还反复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在66岁那年如愿以偿。
——自己和哥哥随亲戚在国外定居这么久，母亲却坚决不肯移民，即使每次出国看看孙辈，也天天念叨“还是咱们的国家好”，住不了多长时间就匆匆回国。
但回车两年，她就慢慢懂了。
有时，陪着母亲说说话、散散步，就是走进她内心世界的过程。
事实上，每当走出家门，碰到熟悉与不熟悉的人，她特别骄傲：“遍地都是关于母亲的故事。我们经常能遇到陌生人，只要看到我母亲，口中便念叨着：‘叶教授，是你救了我的命’”。
原来，那些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中，有许多与母亲之间，背后都藏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而过去在她眼里，母亲却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好妈妈。因为母亲“一辈子不会做饭，却会做最漂亮的手术。”
“我哭的时候时候从来没有叫过妈，因为她从来不在身边。”王泽鸣说。
现在，她懂了。
岁月带来的沉淀，常常让人改变一生的看法。许多在人眼里本来如此的东西，其实并非如此。
为此王泽鸣感慨：“她这代知识分子，只要有机会作贡献就感觉非常幸福。而我母亲，她的一生其实都在馈赠。”
99岁时，叶惠方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晚期。
没有慌，没有怨，没有怕，她坦然地面对一切。
当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以前时，她便立下了遗嘱：
，不进行抢救；
第二，在必要时只用静脉止痛；
第三，遗体捐献；
第四，后事从简，不开追悼会。
这是一份多么简单而又多么高尚的遗嘱啊。
按照叶惠方的嘱咐，王泽鸣等帮她办好了遗体捐献的手续，完成了她 的一桩心愿。
为什么要这样？
女儿特别理解自己的妈妈：“她对人生的概念就是，人活一次，来到这儿作为一名医生，服务祖国，服务人民，觉得自己 能够奉献的就是这一点。仅仅这一点……”
女儿在泪落，而叶惠方却特别高兴。因为，她 的一桩心愿已经了了！
王泽鸣坦言：“这是妈妈 的一个心愿，当我告诉她这件事情已经办妥了的时候，她就非常释然了，很高兴。”
那是真的高兴。她像个孩子似的，脸上露出天真的微笑。
年，叶惠方步入整整百岁高龄。
世纪人生，大德者必得其寿。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她一生如此。因此，这百岁人生，活得充实，自然，坦荡，安然。
1月17日深夜，她 看了一眼这个世界，瞌然长辞。
消息传出，正值医院宣传四位百岁老人之际。就在上个月，中央各大主流媒体报道了老人的事迹，老人把一生交给党、交给患者的故事让人感佩。
一时间，各种社交软件上，人们纷纷含泪传递老人离去的讯息。
“倾其所有，一生捐献！”医院金沟河干休所政委王小班怮哭难禁。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1月18日下午，遵照老人的遗愿，相关部门已做好遗体接收准备事项。
1月19日，叶惠方的遗体将运送至北京医院做医学研究。
这是她的心愿。
出走协和，归于协和。她的灵魂，早已找到了根。因此，她在死前才那么淡定。
“我们很感动，很钦佩。几十年来，叶大夫一直都是我们的师长，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继承她的遗志继续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郎景和说。
一生简朴，一生捐献。她连自己都捐了出去，世间，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或许，只有那些为她哀悼的哭声，能够理解生的意义与死的光荣。
1月19日上午8点，寒风呼啸的北京，气澄天高。
在医院西院的告别厅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医院的人除了值班离不开的，几乎倾窼出动，人们自发地去参加她的告别。
排了长龙的队伍，在风中静默。
现场播放的不是低沉的哀乐，而是歌曲《雪绒花》。
这是叶惠方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如果说有遗憾，可能她最为遗憾的是，自己没有太多的精力再教教孩子们，教教其他的课程了。
“在这一点上，她尽了自己的力量，直到生命的 一刻。”叶惠方的儿子王泽养如是说。
以医载道、救助苍生，这是百岁大医叶惠方的纯粹一生。她用自己的纯粹铸就起一座令人仰望的丰碑，留给后人无尽的精神财富。
冰心老人说过，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也有人说，爱是一剂良药。
透过叶惠方这位百岁老人的人生经历，让我们懂得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任何技术与爱心相比，都不值一提。
正是因为了爱心，她才“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才成为这个时代的榜样，成为当下社会最稀缺的信仰。
她那一片真挚的赤诚之情，感人肺腑；那一颗执著的赤子之心，义重情深。
是啊，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取代爱心。
这就是叶惠方。
她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精湛的技术报效祖国、造福人民。在百业待兴时，她满腔赤诚甘于奉献；在繁荣昌盛时，她满心仁爱甘为人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她从不抱怨，努力尽到一名医生的职责；在经济飞速发展时，她不忘初心，踏踏实实把一生的心血倾注在医学事业上。
她和她一样同道的情怀、修为、风骨，正是老一辈医生的缩影，是新时代医者的镜子。
古语有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在医院院长任国荃少将的眼里：“百年人生，世纪追求。他们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生活待遇问题，老实做人，清白行医，德技双馨。他们这种精神，医院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而在首位参加国庆阅兵的女将军田鸥心中，“几位老专家都是各自领域令人叹服的山峰，但他们是那样的淡泊与从容，在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他们保持着漫长的清醒和坚持。这不仅体现在他们自己身上，而且也感染着他们的后辈。他们的精神已成为集体的宝贵财富。”
因之如此，这位从医务人员中成长起来的女将军，对叶惠方、牟善初、苏鸿熙、周继林四位百岁老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因为，在她眼里，“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财富，是医院之所以能壮大发展的血脉与基因”。
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但精神却可以不朽。
“在点点滴滴中走近这四位百岁老人，我们感觉是在接近一道道强烈的精神光芒。他们的精神，终将成为一把把忠诚和信仰的‘火炬’。”无数个媒体的记者，在采访中感慨万千。
是啊，作为百岁老人，在超越了世纪人生之后，为何这样让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心生感动？
她的故事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人。
有人说，“人们常常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有的人甚至不惜以身试法贪污受贿，甚至丧失良心追逐金钱。与很多人相比，一生节俭的叶惠方无疑是清贫的。然而，与更多的人相比，叶惠方又何尝不是富有的？”
也有人说，“作为 的妇产科专家，她用慈祥的笑脸迎接了成千上万个新生命的到来，她用灵巧而有力的一双手换来了成千上万个母亲幸福的微笑。这难道不是人生的财富吗？”
有一首歌唱得好，《守着清贫谈富有》，这清贫，便不再清贫；那富有，是真的富有。
今天，中华民族已无限接近于伟大的复兴时代。改革也进入攻坚期与深水期。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诉求，当然，也充满各式各样的戾气。
家是最小国，国是 家。
人们啊，请记住呀——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我们指望中国的，也正是指望我们自身的；我们希望中国如何，也在于我们拥有怎样的自我期许。中国拥有怎样的前景或者现实，不正是从你我自己开始的吗？
叶惠方的一生今天让人们感动，明天也注定还会让人们感动。
因为，她回答了这样一个课题：什么才是人的真正财富？什么才是一位共产党人的真正财富？！
透过漫长的一百年，在叶惠方个人的人生履历上，我们仅能看到并记住这样几句简短而直白的记述：
叶惠方，女，年7月生，广东省台山县人。年3月入伍，年7月入党，年毕业于北京医院，技术3级。年7月退休。
历任：医院妇产科、医院妇产科医师，医院主治医师、医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专家组成员。曾任北京市海淀区 届政协委员。
曾荣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各1项三等功2次，中国优生优育学会贡献奖、总后 人才“伯乐奖”。系总后 共产党员，被誉为“党的忠诚女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而透过这简历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关于她和她所处的时代，关于她和她所救赎的灵魂，却是一个无比博大精深的世界。
她已走矣。
但她走了吗？
她没走。因为人们不愿也不相信她走。
她便永远活在了我们心头。
还是藏克家先生的那首诗写得好——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无数人的人们相信，叶惠方还活着。因为她的精神，还活在天地之间，山川之里，家国之中，仁爱之上。
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