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洋人都如此反对叛军到来。一八六○年七月上旬，华尔正为进攻松江而备战时，有艘小船离开上海前往内陆，船上载了五名英国与美国传教士。他们想与苏州的太平天国当局接触，于是从上海走危险的水路，经河川和运河到苏州，路程约有一百三十公里远。离开上海才约十五公里，他们绕过了最后一个正快速消失的官军卫哨，进入战区。难民拖着沉重步伐走向安全的上海，四周不时传来远处的枪炮声，我行我素的村庄防卫团巡逻河岸，扬言谁敢登上他们泥泞的岸上就暴力以对。其中一名传教士写道：“到处都可看到孤单老人或老妇，在废墟间迟缓、颤抖着身子移动，对着周遭可怕的荒凉景象沉思、哭泣。”
这群传教士的头儿是艾约瑟（JosephRdkins），伦敦传道会的高级成员，留着又宽又长的白胡子。一八四八年，他第一次奉派传教来到香港。他与理雅各过从甚密，喜欢和理雅各比赛默背《新约圣经》各书（通常是理雅各赢）。不久前理雅各才写信给艾约瑟，说自从几个月前收到额尔金船上转来的信，一直没有洪仁玕的消息，请他查查他们这位共同友人的下落。因此，这一行人碰到沿着河岸骑过的一队太平军骑兵时，艾约瑟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有没有听过洪仁玕这人。他们答以他现在是天京总理，地位仅次于天王，艾约瑟诸人听了震惊不已。既已搭上了线，这一行人跟着这队骑兵回到他们的营地，受到意想不到的友善招待，大为欣喜。这一行人的另一个成员是威尔士籍公理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John），他形容这些叛军官兵“肌肉结实，举止大胆狂放，看来性情坦率”。当时英国人很少用这样的字眼形容中国人。传教士一行人离开款待他们的太平军，带着新拿到的太平天国通行证往苏州赶路，内心兴奋且胆子也大了起来。
这些传教士好久以前就乐见这场内战的破坏，因为他们认为太平军是在替上帝行道。前往苏州的几个月前，艾约瑟写道：“先知说过，‘我必震动万国’，而在中国，改变的时代已然开始，无数人正为了全国人最终的利益，承受现在的苦难。”但从较安全的上海思索这类苦难是一回事，真正见识到那些苦难是另一回事。随着船行更深入战区，传教士陶陶然的乐观遭到骇人情景的迎头冲击。第四晚，他们终于接近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城，而当晚的情景他们肯定不想留在脑海。因为那一晚他们的小船缓缓前进时，腐臭味愈来愈浓，最后他们将船停了下来。借着柔和的灯笼火光，他们仔细往外瞧，天还未全暗，在漆黑平静的河面上，他们能看到的就只有前方数百米像无数原木般塞住运河的尸体——冰冷、不知名姓、不可胜数。但已不能回头。传教士奋力划，将船划进阴森恐怖的浮尸群中，漆黑中船桨一再打到东西，发出“嘭嘭”声响。最后他们耗尽气力，不得不停下睡觉，就睡在无数尸体的冰冷环抱中。
饱受惊吓的传教士于隔天早上抵达苏州，在那里得知战争的残暴，不仅人要遭殃，神也无法幸免。叛军对中国传统宗教的神像特别不留情，杨格非描写庙里木雕神像的“鼻子、下巴和手被砍掉，司空见惯”，“这些建筑里散落一地任人宰割的神祇遗骸，有佛教跟道教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些神像被丢进运河里，与遭洗劫的房屋残骸和人的遗体一起在河上载浮载沉，往下游漂去”。其他神像搬出苏州城，立在山坡上，并在周遭插上叛军旗帜，以诱骗官军前来一战。但眼前所见的景象证明太平天国反对偶像崇拜，令杨格非感到欣慰，也就减轻了目睹尸漫河面的不安。叛军如此狂热于捣毁寺庙宫观，正说明他们欲将基督新教输入中国的决心。法国天主教徒将极不乐见这样的发展（诚如伦敦一位分析家说的：“法国人有理由担心太平天国掌权；因为对他们来说，不管有没有受洗，偶像就是偶像，偶像崇拜者就是偶像崇拜者。”）。但对英格兰和美国的新教徒来说，那可以说是天赐的大礼。
传教士抵达苏州时，洪仁玕仍在南京，但李秀成坐镇苏州，并邀请他们前来一见。他们受到六响礼炮的欢迎，然后在喧天锣鼓声中，由人带路走过一条走道，进入铺着红毯的接见厅，走道旁有肃然站立的仆人和官员。他们觉得忠王看来性格温和，几乎是个知识分子，“五官小巧精明”，戴眼镜，身穿黄色缎袍。艾约瑟说他具有“好人的品性”，军纪严明，严禁官兵恣纵妄为，以“使受害于这场内战的苦难人民不致受到伤害和侮辱”（在其他场合，另有人觉得他浑身充满锐敏的活力、神经质的轻捷强健与未尝稍息）。接见时间不长，但足以让传教士和这位叛军将领认识到他们各自所信宗教在基本信条上相契合，在安息日的日期上相通。传教士感到满意，而且心知他们在上海的经商同胞在意获利更甚于教义，于是询问李秀成在太平天国辖区丝织品贸易是否可照旧进行，李秀成答以这类贸易正是这个政权想要的。他们赠予忠王数本中文《圣经》，然后欣然离开，准备返回上海，与人分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艾约瑟等人直接返回上海，在那里急忙写下他的见闻以便发表。他在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TheNorthChinaHerald）刊出的文章为叛军强力辩驳，反制了清朝官府在上海广为宣传的反叛军形象。艾约瑟写道：“有人大谈‘长毛叛军’是何等残酷，但那其实有许多夸大与误解之处。”他主张，如果他们犯下什么战争罪行——杀人、偷抢、劫掠——那完全是为了保命，而且那些罪行全是最新招募的兵员所犯，他们尚未得到长官应有的宗教教诲；只要太平天国的高阶领导人到来，那些犯罪者就立即遭到处死。他坚称在太平军占领的苏州城里，大部分死者（包括运河上那些让他做噩梦的浮尸）是自杀而死，而非遭人杀害。官军的罪行还更令人发指。假以时日，太平军的胜利将结束中国境内的杀戮和混乱，带来和平与道德的新时代——有位提供他消息的人预测，两年内太平军就会打赢内战。艾约瑟严正表示：“他们是最不折不扣的革命分子；杀戮和劫掠都是为完成大业而不得不为。这类运动必然免不了这些恶事，只要这运动本身有正当理由，这些事就说得过去。”他打从心底认定这场运动有其道理，它所造成的不幸但短暂的动乱也就不必予以苛责。
艾约瑟兴奋谈到太平天国主掌中国后，将为西方的新教国带来多美好的前景，并认为太平天国不合正统的教义不值一虑。他解释道，太平天国之人并未离谱相信洪秀全是上帝的儿子，而是认为他执行了和耶稣基督一样的使命，而这些受《旧约圣经》影响的叛军并不大知道耶稣基督已晋升为神。他们可以接受教导。艾约瑟欣赏他们宗教的内在性。他写道：“神与他们同在，神不是抽象概念，也不是严厉无情的最高统治者，而是个慈爱的父亲，温柔照护他们的事，亲自引领他们。”如果清朝灭亡，太平天国成功，这些基督徒叛军可望“着手建立比中国人所长久习惯的更为严格而健全的道德规范”。那将会是一个道德国——和基督教国。
最重要的，他欲打动传教士及其支持者圈子以外的各界人士，于是以符合这目的的措辞严正表示，那将是个对西方友好的国家。他强调，太平天国始终将洋人称作“我们的洋兄弟”，开放整个帝国对外通商“将是他们所非常乐见”。此外，艾约瑟说道，太平天国说，“洋人任何时候在他们的领土上行走，都会受到尊敬”。最后他断言，那个未来国家的问世已几成定局，因为“如今看来他们正把这个帝国牢牢抓在手里，像征服者一样践踏它”。因此，太平天国获胜是势不可挡，而且这些叛军推动友好外交并欢迎通商贸易，正是多年来洋人向满清要求却一直得不到的东西。
最认同艾约瑟看法的是他的妻子艾珍（JaneEdkins）。他第一次离开上海时她伤心落泪，听他讲述叛军治下的苏州时，她大为欣喜。她那时才二十一岁，嫁给他才一年（她身子骨很虚弱，跟着丈夫大老远去到中国令她家人很担心，但嫁给传教士就得过这样的生活）。一八六○年七月，她从上海写信给她婆婆：“这场叛乱运动不是很了不起吗？”“这些叛军像我们一样行安息日，每天向上帝祷告，读《圣经》，打破偶像，而且他们期盼有朝一日不再有那些异教庙宇，而是有基督教礼拜堂，他们跟我们一起做礼拜……那不是中国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代？”后来在太平军攻向上海的传言传得更盛以及洋人指挥官征集志愿者守卫城墙之时，她更进一步表达内心的想法。她写给父亲的信里说：“我要说我骨子里是个叛军，我心里偷偷希望有幸迎接他们。”
几个星期后的七月底，艾约瑟与杨格非在收到李秀成与洪仁玕分别来信邀请往访之后，再度前往苏州。艾珍写道，洪仁玕的来信邀请是“一再回荡于传教士耳里最令人雀跃、欣喜的消息”，她好希望与他们同去，但坦承“他们必会经过的地方，不是女士能够受得了”。杨格非写道，洪仁玕与李秀成的来信“散发男子气概与和善的气质……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绝写不出这样的信。我在那些信中看到一个新东西——只有基督教能注入的东西”。
八月初再到苏州时，艾约瑟与杨格非受到比前次来访更热情的欢迎。洪仁玕身穿缎袍，戴绣纹金冠，几乎要因为他的职位而感到局促不安。他坚持以西式礼节接待他们——不叩头或下跪，而是热诚地握手，他还屏退一干侍从，拿下金冠与他们轻松交谈。他们谈到过去的时光，谈到老朋友和传教活动的进展。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唱起洪仁玕替伦敦传道会工作时记在脑海的赞美诗，他私下告诉他们，在香港当传教士助理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们谈到中国的未来，他间接表示叛乱不如传教士正在做的事来得重要——不管满清王朝是存是亡，中国都必须基督教化。至于他自己，他说他想做的，就是带领太平天国正确认识宗教。他的族兄封他为王，但那不是他能拒绝接受的职务。据杨格非转述，他希望“所有偶像消失，寺观转为礼拜堂，正统基督教不久就成为中国的宗教”。那是令这两位来访的传教士“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
可能会有一位中国本土传教士跻身中国未来政府高层一事，令国际传教界大为振奋。伦敦传道会的《传教杂志》（MissionaryMagazine）在一八六○年十月预告了洪仁玕的崛起。该杂志主编写道：“我们确信读者会一起热切祈求上帝的恩典，让这人……历经种种危险仍保住其高位。”《传教杂志与纪事》（MissionaryMagazineandChronicle）简介了“这位如今地位崇高的中国人”的生平，说“上帝的旨意独独将他提升到得胜的中国叛乱运动领袖的政务委员会里显赫且有影响力的最高位”，而洪仁玕过去的作为肯定会“唤起世人对这人热切而诚挚的关心”。
理雅各则写道，由于有他亲爱的老朋友洪仁玕在南京，“在诸位叛乱分子中至少有了一位真正认识真理的人”。理雅各声称，当年洪仁玕离港前往南京时，心里就只抱着两个目标：“纠正（叛军的）宗教错误”，“建议走与洋人和解的路线……如此即使得不到洋人协力完成叛乱目标，至少可得到他们的同情。”总的来说，西方希望新中国是正统基督教国，对西方友好。到了十一月，来自英格兰几乎所有重要传教组织的代表联名致函外相，要求英国继续其在中国内战中的绝对中立政策，并举太平天国“明显喜爱基督教”一事作为理由。
英国的报刊上回荡着颂扬洪仁玕之声。《泰特氏爱丁堡杂志》（Tait’sEdinburghMagazine）刊出《中国革命》一文，文中宣称：“如今我们有了……一位具影响力的革命领袖，他在上海和香港，从我们的传教士和美国的传教士那儿……认识了基督教，也认识了欧洲习惯。”由于这位“寒微的传教士”，“救世喜讯”如今“体现在太平运动的官方文件里”。艾约瑟已将洪仁玕《资政新篇》里论治理的那一部分译成英文，他扼要介绍了洪仁玕为太平天国拟定的治国计划——建铁路和工厂、禁绝鸦片、引进科学——断言既然英国和清廷如此敌对，眼前该是与太平天国的“新掌权者寻求和解”的时候了。
《伦敦评论》则有一篇文章宣告：“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欧洲人对中国的掌权者所习于期待并得到的事物竟有如此全面的改变，但事实确是如此，不容置疑。”这位未署名的作者描述了艾约瑟与干王两人的会面，然后严正表示：“若是二十年前有哪位浪漫文学作家，描写了一名中国本地人和一名英格兰人在中国境内扮演了这里所述的个别角色，时人会怎么看待这个情节的可能性？……若有传教演说家事先粗略介绍了一八六○年所会发生的这件事，恐怕连狂热而自信的基督徒都会觉得那是天方夜谭，不是吗？”如今，英国人似乎终于清楚了解太平叛军，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该文作者说道，“太平天国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掌有权力的人。十年来他们有起有落，有时在欧洲人眼中似乎即将建立帝国，有时几乎遭人遗忘，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矗立在我们眼前，下辖子民数千万；统有中国最精华的地区——带给我们品茗之乐的茶和使我们的衣着更为多彩多姿的丝的产地，控制大运河和长江；在中华帝国的古都建立王朝，从而威胁北京的异族王朝。如今他们无疑是中国境内，且就目前所知，是亚洲东部滨海地区最强大的政权。
面纱可以说已经掀开。
五北方之约
一八六○年冬，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南京筹划解除官军对他们京城的围困之时，另一场与太平天国毫不相干的反清战役也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逐渐成形。一八六○年一月二十四日，葛雷伯爵（EarlGrey）在英国贵族院起身宣布令他震惊的发现：他刚刚才发现为了教训清朝，“我们的港口和兵工厂闹哄哄准备”开战已经三个月。兵败大沽的消息于一八五九年传抵英格兰不久，备战行动就秘密在进行；首相帕麦斯顿想动武，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很快就同意再组联合远征军，派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再赴中国完成他们未竟的任务。
但此一新任务并未得到英国国会的批准。照理，政府开支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但在这件事情上，国会完全被蒙在鼓里。葛雷伯爵表示，政府正在为一支远征军备置火炮、汽船跟补给品，以便入侵华北，而远征军的兵力，他猜多达万人。他谴责背地里偷偷备战，认为英国对清朝重启战端有欠考虑。他劝告贵族院全体议员：“我们与中国的庞大贸易，对我们所享有之富足繁荣的直接与间接贡献，超过我们与美国之外世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贸易的贡献，我们该想想……烧掉那个庞大帝国的城市，屠杀那个帝国的居民，是否能促进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他提醒众位议员，如果英国真的开战，“除了拆掉中华帝国古老且已摇摇欲坠的结构，恐怕别无办法脱身”。
尽管葛雷反对而且开战并未得到国会同意，英国政府还是继续朝动武的方向走。英法两国从英国、印度与法国调集船舰组成舰队，以护送额尔金勋爵及葛罗男爵于一八六○年再度前往白河，而舰队规模之大几乎是前所未见，共有四十一艘军舰，后面跟着一百四十三艘运输舰。运输舰载运了大批野战炮，还有塞在狭促马厩里的一千多匹战马。英国政府事先派了军需官到新加坡、日本、上海和马尼拉购买役畜——两千五百头阉牛、骡和矮种马，加上赶牲畜的人——以在军队抵达目的地后，拉火炮和辎重车在陆上走。这支入侵部队整编起来，将包括约两万四千名英国、法国和印度官兵，加上数千名支持人员。
简而言之，这支部队的兵力比葛雷伯爵所猜想的还要多出一倍多，而在熟悉其组建过程的那些人心目中，它强大到如果指挥官选择推翻清朝，它就有能耐办到。额尔金本人在那年七月写给罗素勋爵的一封信中思索了此事的可能性。他以冷酷逗趣的口吻写道：“如果我们有心拿下第二个印度，我们可以并吞这个帝国，或者如果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更好的人选，我们可以帮他们改朝换代。”据某位俄国外交官所述，后来额尔金私下揣想，“如果有个叛军领袖同意《天津条约》的有利条件”，英国是否该“承认那个领袖为中国皇帝”。那将不只让英国取得想要的通商特许权，从而结束这场冲突，还将使清朝抵抗之事不再重演，因为“如果中国的首都搬到南京之类较接近我们驻军的地方……英格兰就能用四艘炮艇控制中华帝国”。情况看来，要满足英国的欲求，较省事的路线是经由太平天国，而非经由满清。至于在那样的情况下要如何处置满清政府，据说额尔金告诉俄国驻华全权代表：“就让北方消失或另组一个政府，那里无关我们的贸易利益。”
英国与北京清廷的争吵和卜鲁斯对叛军入侵上海的忧心，在忙于应付这两个危机的人眼中，乃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码事。因此，就在卜鲁斯烦恼如何保护上海免受太平军侵犯时，就在他仔细思考保卫上海与支持清廷之间的细微（也就是几乎看不出来的）差异时，他正促请英国再度用兵华北。他深信不靠武力，不可能使清廷让步。攻打满清的新战争刚出现端倪时，他就写信给国内的罗素说：“在英格兰或许很难找到正当理由来为这个做法辩解，”但他仍然认为“中国真正的方针”，乃是在知道无法用武力将外国人拒于门外之后，才会同意让外国人入境居留。据卜鲁斯的线民所述，清廷里的“主战派”（另有人称他们是中国的托利党）在一八五八年额尔金入侵大沽后已占上风，而该派成员包括僧格林沁和皇帝的几位高阶满人大臣。卜鲁斯深信：“不彻底击溃敌视我们的这一派，不给中国一个教训，让中国知道背信弃义、不守信用必会招来重惩，我们的未来关系不可能有稳固基础。”也就是说，英国欲与清廷建立和睦关系（附带让卜鲁斯终于得以进驻大使馆），唯一办法就是用更甚于以往的强大武力打击清廷。
但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就在上海的洋人居民提心吊胆担心叛军即将来犯时，英法联军开始抵达中国。上海城里的中国居民都走光了。中国人关上家门和店铺，搬到租来的小船上，打定主意敌军一出现就解缆出航，到其他地方避风头。那些小船排成十排停在河上，船上挤满人和家当。接着，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期，额尔金勋爵于一八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带着一队英法炮艇来到上海。当下上海似乎有救了，不必怕太平军的进犯。英军主力驻扎在香港岛对面的九龙半岛上，法军和炮艇则跟葛罗伯爵与额尔金勋爵一起到上海，租界里的洋商因此大为振奋，因为终于得救了——毕竟额尔金勋爵是卜鲁斯的哥哥，他肯定会留心他们的利益。
但不久后他们就看出，联军诸指挥官无意帮助卜鲁斯防卫上海。事实表明，他们坚持原定逼清廷修约的计划，于是几乎一抵沪就又离开，留在上海的只有薄弱的防御兵力——两艘炮艇和零星的锡克人部队。洋商哀叹自己在最危急的时刻竟遭同胞遗弃。他们对额尔金舰队的离去愤恨不平，惶惶然回头望向西方地平线，在地平线的另一头，叛军正滚滚而来。他们尽力不去细想周遭清朝官军所预测的悲惨下场，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
* * *
额尔金勋爵照计划起航前往北京，留下弟弟卜鲁斯在上海自谋生路，但卜鲁斯不认同艾约瑟等传教士所提，洪仁玕辖下的叛军其实是洋人之友而非敌人的可能性。卜鲁斯在中国的阅历甚浅（除了最晚近的经验，只在一八四○年代短暂待过香港）。他不会讲中国话，来往的中国人不多，几乎未去过中国任何地方，但他自视甚高。他读过一些书——使他自认知识广博，却不知其实是以管窥豹——而且兵败大沽的难堪经历，使他打从心底认定中国人都是两面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反政府哪方都一样。因此，尽管他无权阻止艾约瑟与杨格非去叛军那里，却对他们从苏州带来的消息充耳不闻，因为他认定他们被耍了。
卜鲁斯警告艾约瑟，不要鼓励英国支持太平天国。七月二十八日他致函艾约瑟说：“类似宗教信仰以及同情心，不足以作为要外国参与内战的理由。”具体地说，他判定，“太平天国急欲与外国人交往的新心态”，若非骗取外国人支持的诡计，那么也会使他们与自己的同胞疏远，使他们无缘统治中国。卜鲁斯虽然厌恶北京的满人统治者，却把太平天国视为“只是一群对抗自己合法政府的武装分子”，因而他们只是叛乱分子。与威妥玛一样，卜鲁斯认为中国境内稳定、传统的力量是“合法”的清廷，不管清廷多腐败多仇外都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但卜鲁斯的确尽职地将艾约瑟等传教士的考察心得转呈伦敦外交部。他呈报道，洪仁玕主张“与外国人平起平坐地交往，（主张）引进汽船、铁路和西方其他的发明”，还说洪仁玕论治理的那篇文章，比起英国人过去在中国人身上常看到的，“对基督教的看法较正确也较开明”。但卜鲁斯认为太平天国这样的态度不足以促成英国与太平天国建立关系。他说洪仁玕是真心还是心存欺骗无从得知，还间接表示洪仁玕大概是“存着让基督教世界认同他的念头写这份东西”。卜鲁斯认为中国人都不老实，因而会如此解读洪仁玕写《资政新篇》的动机。诚如他向艾约瑟所说的，他深信中国人——不只官员、学者，还有农民——都极认同儒家古圣先贤的理念，因而即使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发自肺腑，即使太平天国真想实行平等外交并建立基督教社会，上述事实也将使太平天国永远不可能得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支持。在卜鲁斯眼中，仇视洋人与洋宗教的心态乃是中国文化永恒不变的一部分，因而叛军要获胜根本是天方夜谭。因此，他打定主意保卫华人居住的上海县城，不让其落入太平军手里。原则上，他至少曾试着将他的意向告知叛军，派了一艘小船溯河而上，以将他的信交给太平军。但船上的人找不到可交付信件之人，失望而返。
有人试图改变卜鲁斯的顽固想法，特别是认为卜鲁斯对这场叛乱的判断大错特错的英国领事密迪乐（ThomasTaylorMeadows）。当时在上海任职的密迪乐，与中国的渊源大大久于卜鲁斯，而且与他的上司不同，他既会讲中国话，也去过内陆。他养了一批中国本地线民，堪称当时驻华外国官员底下最厉害的中国本地线民网，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深信太平天国必会获胜。
那时密迪乐已钻研出一套中国政治变迁理论，并在数年前放假返乡探亲期间写了《中国人及其叛乱》（TheChineseandTheirRebellions）一书。在那本颇为畅销的著作中，他主张叛乱是中国政治里自然循环的一环。他写道，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时而发生的王朝叛乱，乃是确保该国人民福祉于不坠所不可或缺……在政治气氛变得窒浊而压迫之时，只有靠这些叛乱风暴，才能恢复政治的清明”。也就是说，卜鲁斯眼中终会徒劳无功的那类叛乱，其实是确保中国历经如此多次的改朝换代仍屹立于世的根本力量之一。密迪乐写道，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
至于在中国这场内战期间英国的政策，密迪乐主张，西方列强最不该做的就是介入。因为即使列强纯粹基于人道考量——例如为终结这场还在打的内战的骇人苦难和杀戮——而出手干预，这类干预叛乱自然进程的举动，“即使失败，都只会使无政府状态或内战拖得更久”。他还说，干预失败导致的伤害算是最小的；干预成功则远为糟糕，其“必然的结果”将是“内部衰弱的政府；而内部衰弱的政府无异于懦弱的政府、邪恶的政府、残酷的政府”。也就是说，如果英国不让中国这场叛乱自行走到终点，最好的结果将只是促成更难驾驭的无政府状态，最坏的结果则是使中国人民沦落到受本该垮台的腐败残酷政府统治。
日后的发展表明，密迪乐是当时最有先见之明的外国观察家，但他只是个领事，必须听命于卜鲁斯，因而卜鲁斯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占了上风。一八六○年代晚期，密迪乐呈给卜鲁斯一封由专人带来上海的密封信，收信人是美国、法国与英国的驻华全权代表，发信人是李秀成。卜鲁斯不愿拆信，说他不想和叛军有瓜葛。几天后，密迪乐呈上另一封信给卜鲁斯，这一次发信人是洪仁玕，收信人同样是这三国代表。密迪乐想让上司明了，洪仁玕“和香港及上海的新教传教士很熟，他曾以基督徒的身份和那些传教士一起生活”。但卜鲁斯同样不愿拆信。他告诉密迪乐，“英国领事与苏州叛军往来是不恰当且违反原则的”，因此他很不客气地指示密迪乐“不予理会”。两封信未拆便退回。
未拆这两封信大大失策。在李秀成的信中，忠王知会诸外国代表，太平军正往上海进发，欲从清廷手中拿下上海华界地区，并且只拿下那个地区。他说叛军与其洋兄弟没有纷争，保证不会伤害任何洋兄弟的性命财产。为此，他解释道，他已经下令，凡伤害洋人的太平军官兵一律处死。他希望上海诸国公使召集各自人民，要他们在太平军进攻期间留在家里，门上挂黄旗表示屋内有洋人。他保证，只要他们这么做，太平军将清廷势力赶出上海时，对他们公民的身家财产绝对秋毫无犯。李秀成以友好的语气为这封给诸国公使的信作结，说他期盼抵沪之后立即与他们会谈，并祝他们健康。
* * *
一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下午，远处燃烧的黑烟使上海西边的天空变暗。隔天早上出现溃乱的清军官兵，被叛军骑兵紧追，跑向上海城门。英国人开城门让一些官军进入县城，因为担心叛军跟着后撤官军冲进城里，于是他们毁掉护城河上的桥。太平军前锋部队往县城冲时，城墙顶上木造塔楼里的观察兵大喊一声，英法火炮轰然齐发，射出榴霰弹和葡萄弹，照亮叛军行经的地区。英法军防御薄弱——山榴弹炮、英国陆战队员草草制造的中国炮、使用布朗贝斯滑膛枪（BrownBess）的锡克射手——却让敌人吃足苦头。安全逃入城里的少数官军爬到城墙顶上，坐下来，点起烟管，跷起二郎腿，观赏底下的精彩演出。
传言太平军大举进犯，结果来的却是一支小得离谱的部队，顶多数千人，而且武器单薄（后来英军察看战场死尸时会发现，其中还有少数外国人）。英法炮手从上面看着太平军在城墙附近藏身又现身——藏在坟墓、灌木丛和建筑物后面，即使隔着一段距离都看得出太平军脸上的困惑。太平军没开枪反击。但每当有太平军露出脸来，子弹就如雨般从墙上落下。有支太平军小队挥着从外围炮阵地夺来的官军旗帜想蒙混进城，结果招来守军开枪攻击。小队丢下假旗，举起自己的黄旗时，守军赏以更猛烈的攻击。另一支小队举着旗子向城边冲，有个男子挥着一面大黑旗在后督阵。碰到不愿作战的士兵，太平军常用大黑旗逼其前进。一枚炮弹从八百米之外，呈弧线悠悠划过空中落下，在那群人正中央爆炸，扛旗手应声倒地。
叛军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阵脚大乱，最后躲进城厢一栋大宅里，但城墙塔楼上的观测兵看得到他们带的鲜黄色旗子，轻松就追踪到他们的行踪。一枚炮弹从河上炮艇厉声破空而出，越过英租界，毫厘不差落在那栋房子顶上。接着每隔十分钟又射来一枚接一枚的炮弹——夜幕降临，一枚枚火箭厉声穿过夜空，送来轰然爆炸，震得地动天摇，吓得躲在墙后的人胆战心惊。天渐亮时，有人来报，说道台的部队正在残杀叛军俘虏（先开膛剖肚然后砍头），于是英军指挥官下令太平军俘虏一个都不准交给官军，借此申明不与清廷同盟的立场。但英军的道德良心也就仅止于此，因为隔天天亮，法军接管，其行径使清军的残暴犹如小儿科。为防止叛军利用城厢的民居作为掩护接近城墙，法军指挥官决定毁掉城厢。
八月十九日清晨，法军开进城墙下拥挤的中国人居住区，拿起滑膛枪乱射，往房子与店铺点火，城厢顿时陷入火海。城厢是上海富商居住的地区，存放糖和大豆的仓库在爆炸声中整个付之一炬。有位记者写下所见景象，几天后刊登于《北华捷报》，伦敦的报纸再予以转载。文章描述了慌乱的景象，法军“在该地安分守己的居民之间疯狂”横冲直撞，“不分青红皂白杀掉男女小孩”。法军的暴行绝不逊于官军，甚至还有过之。这名记者写道：“有个男子正吸着鸦片烟管时挨了一刀，刀子穿出身体。有个刚生产不久的女人，毫无挑衅举动也挨了刺刀。这些残酷的强盗肆无忌惮地强奸女人、洗劫房舍。”另一位目击者估计，在抵御轻武装的太平军进犯的过程中，法军使数万中国人无家可归，而据他的估计，那支太平军的兵力顶多只有三千。
就在额尔金的部队正往北航行，欲向清廷动武之际，英国人竟攻击与清廷作对的叛军，着实令人觉得突兀。《纽约时报》的主编就注意到这一突兀。十月一日的社论《中国叛乱与英法联军》，嘲弄英国人在打算对北京清廷发动全面战争时把上门的叛军赶走。该文写道：“日后叛军若走陆路攻往北京，很有可能，甚至八九不离十，比较明智的做法应是鼓励他们进军，而非予以阻挡。”英国人似未看出一个事实，即他们与叛军有一样的目标，会一起促成清朝无可避免的覆灭：“若在太平天国战争的助力下，欧洲的大行动（额尔金的进攻）获得成功，鞑靼政权必将遭推翻，另一个种族将崛起支配帝国。”
但与卜鲁斯不同，《纽约时报》主编看懂那些传教士报告的意涵，深信太平天国所欲创造的中国，正是英军欲用武力打造的那种中国。这篇社论还说：“对自由贸易、宗教与文明的看重，使人更加盼望这个叛乱群体取代行将覆灭的王朝入主中国，使中国的统治走上友好对待外国人、急切推动（太平天国）在位诸王唯恐失去的种种交往方式之路。”该报主编似乎认为，中国的未来在太平天国，乃是明眼人都看得出的事。因此，这篇社论提醒：“对这股日益壮大之势力任何不友好的举动，都是大不幸之事。”
太平军后撤，但上海城厢的大火烧了几天才熄灭。国外观察家惊骇于联军所取得的所谓胜利。诚如某人在《伦敦季评》（LandonQuarterlyReview）上所写的：“那些人用言语和行动表明与我们友好，而我们完全未告知自己把他们当敌人，就把他们杀了。”《纽约时报》则在前次的警示之后，以头版文章《叛军造访上海：完全无攻击举动》，谴责英法的作为。文中，该报驻中国记者扼要说明了法军在上海的暴行，表示“这样的野蛮行径完全不可原谅”。这名记者主张，“叛军前来似乎只为了拿下中国人居住的上海县城”，并指出太平军始终对外国人“很有礼貌”，即使遭外国人开枪亦然，他们不只未还击，而且对租界秋毫无犯。与上海县城不同，租界没有城墙保护，太平军若要拿下是轻而易举。《纽约时报》这位记者论道，“那位恶名昭彰的所谓华尔上校”和其由“逃亡水兵、马尼拉人、外国游民”组成的佣兵部队，在未受挑衅下于上海之外骚扰太平军已数月，因而太平军在受攻击下仍不还手，就更显难能可贵。最后他推断，列强的正确做法应该是让太平军拿下上海县城。当初若这么做，通商可照旧进行，叛军将控制上海县城，中立原则会受到遵守，大家相安无事。
总而言之，在上海攻击太平军的举动，将比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更能激起国外对太平天国奋斗大业的支持，因为此事使他们登上了头版。他们曾是个谜，如今则被标举为信基督教而且亲西方，并在举世唾骂的满清统治者之外为中国提供了另一条出路。在英美境内许多人眼中，上海这场冲突，再怎么为其辩解，都是个令人遗憾的误解，而最不留情面的说法，则把上海外国人攻击太平军之事视为侵犯无辜受害者的可鄙行径，为内战的邪恶一方助阵的侵犯行为。英格兰有位人士撰文痛斥上海这件不公不义之事：“我们自豪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自豪于我们为追求政治自由所做的牺牲，但是否航越印度洋的过程中风向或天空变了，我们在此所做的所有宣告，到了那里也跟着改变成与自由和奋力追求自由者为敌的炙热而卑鄙的谎言？”
这一切表明，尽管遭到击退，太平天国仍占优势。他们在上海败于英国人之手而受到损失，但比起他们的敌人清廷将要受到的损失，那根本微不足道。因为太平军一撤走，上海城一恢复平静，世人的目光就被刚从大沽传来的报道拉到北方：额尔金的军队再犯大沽，与清军爆发激烈战斗。
* * *
护送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重返中国的军队，构成非常复杂。有欧洲人：穿深蓝色军服的英国炮兵；穿淡蓝短上衣、白裤、背方形大背包的法国步兵；戴木髓制遮阳帽、穿卡其紧身短上衣或红外套（视季节而定）的英国步兵；穿猩红短上衣、戴白色高头盔、佩锋利军刀的国王龙骑兵团。还有殖民地部队，包括身穿“阿拉伯服”、贴身保护法国将领的五十名阿尔及利亚骑兵。殖民地部队的最大宗来自印度，超过四千人，包括两支个个留着黑色长胡的庞大锡克骑兵队——缠灰头巾、穿蓝黑色哔叽紧身短上衣的普罗宾骑兵队（Probyn’sHorse），缠红头巾、穿淡蓝外套的范恩骑兵队（Fane’sHorse）。英国军需官为这支远征军提供的口粮，除了饼干、腌牛肉、雪利酒，还有羊肉、姜黄根粉末、印度液体奶油、辣椒。
这一次，英国人还征集了一支“本地”部队来支持入侵军队：约三千名来自广州的中国人，以客家人居多，受雇运送军需品。他们月薪九块钱，日领的口粮是米和腌肉。个个都穿深色中国短上衣和宽松长裤，赤着脚，短上衣胸前有个圆圈，圆圈里有那个人的编号和所属连队。谣传英国人招这批人是要在前线当炮灰，因此招人不易，应募者据认“全是广州居民里的人渣”。有些英国随军人员觉得他们的存在令人不安。有位医官写道：“他们的服务再怎么重要，都叫人难以不注意到他们是中国人这项事实，他们受诱于金钱的无比魅力，而跟他们的政府作对。”但他们终究是联军的一部分。军需主任记载道：“他们勤奋，脾气好，似乎对北方中国人没同情心。”他们都戴尖竹帽，帽前饰有CCC三个字，意为CantonCoolieCorps（广州苦力团）。
英法联军成员还包括一些来自不同行业的非战斗人员，包括一名想趁这次远征顺道去考察中国动物相的法国业余动物学家（这场战役期间，额尔金本人读了达尔文新近出版的《物种起源》，认为该书“大胆创新”）。还有一名法国学者应法国政府之邀同去，研究政治经济。他以法国官方科学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前去，但该团团员其实全都不是正格科学家。然后还有三名记者。《泰晤士报》的鲍尔比（ThomasBowlby）是世界上最早的随军记者之一，此前已经因为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第一手生动报道而出名，这时则成为额尔金的随员，打算为英国民众详尽报道华北情势的进展。然后他打算转去苏州，报道叛军动态。英语报纸《北华捷报》及《德臣西报》（ChinaMail）的主编也同去；其中一人长得很像额尔金勋爵，老是使人把他们两人搞混。《伦敦新闻画报》（TheIllustratedLondonNews）派了一名素描艺术家去，为这场战役绘制第一手素描。最后是带着个人全副器材的意大利摄影师贝亚托（FeliceBeato）。他着迷于暴力杀戮情景，后来所拍的某些照片，场景经过他的加工：将清军尸体摆放成具有美感的布局。
贝亚托不是第一个在中国内战的屠杀中看到某种美感的人。额尔金勋爵的秘书描述了一八五八年他在长江沿岸目睹的一场追击战：“人的身躯在战场上来回奔窜——旗帜挥舞和抬枪射击——我们重炮的轰隆声——乡下人成群跑过吊桥进城避难，挑着重担蹒跚而行，赶着身前的牛前进——他们房子起火的浓烟升上无云的天空——这一切共同构成一幅令人凝望良久的画面。而这画面呈现于眼前时，想必使最冷酷无情之人，心都为之激动，血都为之沸腾。”当时他怡然想道：“同时感受到最大量的审美快感和兽性快感，这种事实在少有。”同样，一股欢庆气氛跟着这些入侵部队。
额尔金的命令很简单：再度溯白河而上到天津，批准条约，逼皇帝为前一年在大沽要塞攻击英国舰队之事道歉。此行他也要清廷赔款，以补偿英国的战争开销。僧格林沁统率的清军事先就知道英法联军要来和为何而来，因此大沽要塞配置了重兵，要让洋人在前一年惨败的地方重蹈覆辙。
但这一次联军直接避开大沽，而在其北边数公里处的北塘登陆。一八六○年八月一日下午三点半，两百艘英法舰只停泊于岸外，四百兵力的联军先头部队在白河口以北约十一公里处的北塘河口南边海岸登陆。那天早上的大雨使海滩更为泥泞，他们不得不涉过及腰深的微咸海水上岸；然后步履艰难地走过约一?二公里长的及踝烂泥地，上到一道堤道，其中有些人在走这段路之前干脆脱掉长裤，弃于一旁。堤道高于潮泥滩一?八米，通往附近一座有城墙的镇。
与南边大沽的大型炮台不同，北塘周边的守备较薄弱，似乎未预做防备，因而先头部队未开一枪即拿下堤道。天黑时，北塘河两岸两座炮台的清军弃守，逃得无影无踪。那天夜里，联军先头部队尽可能搭帐扎营，时睡时醒并不安稳，因为满月当空，清辉普照，他们在堤道上毫无遮掩，而他们打算隔天早上攻打的那个镇的城门就在不远处。接近午夜时，联军八艘炮艇悄悄溯河而上，就定拂晓攻击的预备位置。然后，月亮受食而变暗，仿佛就像地面先头部队的某人所认为，月亮不忍看见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闭上了眼睛。
天亮时先头部队占领了该镇，开始将镇上三万名居民赶出他们的土墙茅顶屋。舰队主要舰只驶近岸边，开始放下联军部队主力和支援人员。先头部队一位成员说，北塘镇“脏得无法形容，臭得让人受不了”。至于他们待了一夜的那道会产生传染病的堤道，他认为“没有哪个地方比那里更容易产生热病或疟疾”。但北塘镇给了他们一个与大沽要塞保有安全距离的安稳据点。这次，他们希望从陆路攻下大沽要塞。运输舰卸下大批人员、牲畜和火炮，北塘镇码头上堆起高高的弹药和粮食补给品时，英法部队开始进入镇上空无一人的房舍洗劫财物。结果，在如此偏远简陋的民宅里，他们找到大量值钱的东西，数量之多令他们大吃一惊。
清军集中于大沽，但僧格林沁推测洋人可能会在北塘登陆，其实已在该地有所防备。他的手下在要塞里设了几个大陷阱：他们挖了坑洞，再虚以掩覆，使人看不出动过手脚，坑洞里有类似捕鼠夹而与火药桶相连的大型机关，只要有人落在机关上，火药桶就会爆炸。他没有增强北塘的守备，因为他认为联军若攻入要塞便会炸死。但当地一位居民想讨好洋人，把陷阱的位置泄漏给他们，于是法军坑道工兵拆掉机关，无人中计。那名通风报信者还告诉他们南边大沽要塞的防守兵力——他认为，僧格林沁统率了至少有一万五千名清军，其中包括六千名蒙古骑兵。
大雨把联军困在北塘数日，联军不安地等待，只待命令一下，就要循着那道窄小的堤道往内陆挺进，进到白河北岸位于大沽要塞上游数公里处的塘沽镇。洗劫过后，联军里出现奇怪的气氛。英法部队已把北塘镇一分为二，双方都提防对方越界进入自己地盘。天气湿热，出太阳时无遮阴处气温达三十二摄氏度或更高，镇上的街道全是烂泥和垃圾。要塞因下雨而积水，马站在及它们膝深的水里。八月九日早上，仍在候令开拔时，六名无聊的法国军人将衣服脱光，在法军总部附近的烂泥里又跑又滑玩得不亦乐乎，还拿着长棍追四处捡食的狗，把它们活活打死。
英军这次远征所携带的野战武器主力，是尚未用于战场的新出炉阿姆斯特朗炮（Armstronggun）。这种炮并非铸造而成，而是以数个铸铁筒层层套叠，因而体积较小，弹性却甚佳。此炮轻，不到三百二十公斤，只有其他类似口径的炮一半重。由于创新的膛线设计，此炮也极精准，测试时射程达八公里。此炮造价高昂，因而引发争议（不久后英军就不再使用），但伦敦《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在这场战役期间对此炮威力大为激赏，称它无疑是“服役中最好的火炮”。除了轻跟准，它的破坏力也特别大。它用的是专用的十二磅炮弹，炸开后变成四十九个尖锐的碎片，似乎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人员杀伤武器。鲍尔比写到这些炮弹说：“它们的威力很吓人，炮弹碎片散布区里，死亡与破坏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英国随军牧师报告说：“四肢炸飞，身体炸成数块。”此炮终于能上战场测试，令炮手大为兴奋。
八月十一日晚，天气终于变好，隔天凌晨四点，联军开始鱼贯走出北塘，兵分两路往塘沽进发。第一支部队循着堤道走，第二支穿过烂泥地，大迂回到第一支右侧，以攻击等在前方的清军部队左翼。前面约三公里路的路况最糟，过了之后地面才比较坚实。烂泥陷住炮车的轮子，有些车陷到车轴深，不得不弃置。骑兵战马陷到膝部。上午十一点左右，堑壕现于眼前，堑壕后方是大批蒙古骑兵。阿姆斯特朗炮开火——这是它们首次用来对付人。蒙古骑兵仍然往前冲，将身上满是干硬泥巴的联军第二支部队团团包围。锡克与英国骑兵冲进蒙古骑兵队，要把他们赶走，却发现他们从别的方向现身。但最后蒙古骑兵不敌阿姆斯特朗炮与步兵滑膛枪的火力而撤走，第二支部队继续前进，将所经城镇的菜园搜刮一空。
八月十四日，英法联军拿下塘沽。靠着三十六门炮和两组火箭炮，加上步兵支持，联军攻下此镇。拜这些新武器之赐，他们很快就完成任务。一位英军指挥官副手在这场战役后写道：“阿姆斯特朗炮大发神威。”控制了这个较上游的据点之后，联军派出一支侦察队骑马沿白河而下，试探大沽要塞的实力，结果遭到猛烈火力驱回。侦察兵回报，白河口要塞似乎驻守了所能容纳的最大兵力。
为了将剩下的支援部队和装备从北塘循堤道运到大沽战场，作战行动延迟了六天。八月二十日（即法军放火烧掉城厢以赶走太平军的隔天），联军在距大沽要塞最北边炮台不到八百米处设了六个炮阵地，并招来八艘炮艇从南边夹击。隔天早上太阳升起前一刻，大沽北岸炮台朝联军阵地开火，联军开炮还击，渐渐推进到距清军炮台墙壁不到五百米处，步兵紧跟在后。早上六点半，北岸炮台内的弹药库爆炸，发出轰然巨响，但守军仍坚守炮台。联军炮兵以阿姆斯特朗炮、八英寸迫击炮、二十磅榴弹炮、法国十二英寸膛线炮猛轰（这些炮的口径全小于从炮台里还击的中国制铜炮），两个半小时后，联军步兵猛攻炮台。八点多，联军攻下这个炮台，发现守军全部阵亡，共一千多人丧命，包括层级仅次于僧格林沁的炮台指挥官。诚如鲍尔比所描述的，炮台内“脑浆与鲜血处处，腥臭难挡”，而这主要得归功于阿姆斯特朗炮。联军还发现守军在弹药库爆炸后为何未弃守的原因：炮台已被人从外面堵住，里面的人全逃不出去。
联军拿下大沽要塞最北边的炮台后，其他炮台陷入遭侧翼包抄而无力还击的困境，因为那些炮台全是建来抵御来自河上的攻击，后方完全敞开。到了傍晚，大沽五座炮台都已投降。大沽要塞到手，只付出三百五十多名联军官兵伤亡的代价。“于是，”鲍尔比为《泰晤士报》读者写道，“只打了十天，就拿下白河要塞，报了前一年惨败之仇，一八六○年的对华战争就此差不多画下句点。”工兵开始拆掉白河口的防御工事，打开白河口，让英法炮艇长驱直入。贝亚托开始布置尸体，拍下一连串不实的照片，营造出联军是从水上而非从陆上进攻大沽要塞的假象。额尔金勋爵再度走水浅而曲折的白河上到天津，八月二十五日早启程，沿途未遇清军抵抗。步兵搭炮艇同行，骑兵骑马走白河两岸。到了八月二十七日，联军已在天津城外扎营，诸国公使再度于天津城内住下，为批准条约做准备。
英方的首席谈判员是斗志昂扬的年轻通译巴夏礼（HentryParkes）。巴夏礼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蓄着羊排式络腮胡，头特别大。他脾气火爆，干劲十足，一刻都坐不住。他的职业生涯贯穿了英、中两国的敌对关系史；在十四岁的稚嫩年纪，他就参与了结束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的缔约。一八五六年，清朝官府派人上“亚罗”号逮人时，他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在索求赔偿上他出力甚大。一八五八年联军占领广州后，巴夏礼就一直是该城实质上的英国首长。到了一八六○年进攻大沽时，三十二岁的他已是英国驻华最高阶外交官之一，而且无疑是最一意孤行的驻华外交官。
眼看未再遭遇抵抗，联军欣喜于战争终于结束。额尔金勋爵告诉鲍尔比，他想尽快将英军撤离华北，希望广州的英军也撤走。巴夏礼写信告诉妻子：“此刻我不想再听到枪炮声。”但谈判未有结果。清廷的两名和谈代表于九月二日抵达天津，代表联军谈判的巴夏礼要求批准他们所提的条约，要求让外国使节长驻北京，并赔偿英法各八百万银两（赔偿英法各将近三百万英镑，尽管据说光是为维持其远征军，英国一个月就花掉一百万英镑）。清廷代表签字接受上述所有要求。但几天后巴夏礼要求他们拿出授权谈判证明，却发现他们身份不实，根本无权代表皇帝签约。九月七日，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判断除了兵临北京城下，别无他法逼清廷批准条约，于是决定向北京进兵。
进兵北京令联军上下大为兴奋。“我再度开战！”额尔金于九月八日的家书中写道：“那些愚蠢的中国人喜欢玩把戏，正给了我向北京进兵的绝佳借口。”联军士兵兴奋，联军军官兴奋。记者尤其兴奋。鲍尔比期盼见到联军“好好教训那批主导这个帝国的政策且无能而不守信用的官员”。他先前寄回给伦敦《泰晤士报》的那些文章，主战气息就很浓厚，这时他的态度更为强硬。“只有靠武力才能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他在九月九日发出的特别报道中表示，“大使谈判时必须有军队在旁助阵，军队说打就打。”刚好那个星期从伦敦寄到额尔金一行人手中的《泰晤士报》上，有两篇写于七月措辞强硬的社论，社论中表示希望联军找到办法，长驱直抵北京。于是，额尔金和他的军队向北京前进时，相信他们有国内民意做后盾。
北塘与大沽两地要塞如此轻易就失陷后，僧格林沁准备自杀尽忠。但朝廷来令，要他北撤到北京外的通州。通州扼守天津至北京的要道，洋人若胆敢向京城进兵，他准备在那里将他们挡住。他从大沽调来万名他的步兵和七千名骑兵，九月八日，又增兵四万蒙古部队，使他下辖兵力将近六万，成为阻挡联军进犯京城的一股大军。但他接获的指令是不加攻击，而是只要确保和平，同时保住他后方的京城即可。
（未完待续，治疗白疗癜风用那些药白癜风哪个医院治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