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的活动人士提出建立其他的公共安全体系以替代监禁和警察体系的设想。对此，性别暴力的受害者表示，与批评者想象中的情况不同，监禁式的惩罚措施未能起到人们预期的威慑作用。较低的报案率、令人失望的罪犯逮捕率和立案率让举报者感到寒心。受害者试图寻求来自社区层面的互助与保障。《废除式女性主义，就现在》的四位作者，来自加州圣克鲁兹大学的安吉拉·戴维斯（AngelaY.Davis）与吉娜·丹特（GinaDent）教授；东北伊利诺伊大学的艾丽卡·迈纳斯（EricaR.Meiners）教授，以及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贝丝·里奇（BethE.Richie）与采访者妮娅·埃文斯（NiaEvans）就废除式的女性主义运动展开对谈，回顾了该运动的历史，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并讨论了该运动如何从实际层面出发，审视社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中译略有删减。

在几乎所有关于废除警察和监狱的辩论中，总是会有人问：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强奸犯？关于性别暴力与性侵犯的叙事似乎非常简单，故事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坏人，你会进监狱；但如果你是好人，警察会保护你——监狱很重要，因为强奸犯和虐待女性的人都被关在监狱里，以保护公众。

这个看上去方便整洁的故事，却掩盖了更复杂的事实。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尤其是那些黑人、酷儿、跨性别者、原住民、穷人或非二元性别者，往往也是国家暴力的受害者。监狱中的大多数妇女和女孩都是性虐待的受害者；成千上万的人在狱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暴力。警察经常驳回关于性暴力的举报或将举报者定罪，这也是为什么性侵犯事件的报案率不到31%的原因之一。举报者很少得到公正的对待。只有5%的性侵犯案件最终对罪犯实施了逮捕；只有1.3%的案件被移交给检察官。更糟糕的是，在有记录的警察不当行为中，性暴力行为仅次于过度使用武力，在警察不当行为中占据了第二的位置。警察家庭甚至比一般家庭更容易遭受家庭暴力。

美国加州圣昆廷州立监狱，一排普通囚犯排成一行列行走。事实证明，许多声称要保护公众免受性别暴力侵害的个人和机构，往往是可怕的暴力来源。与邻居、伙伴或家庭成员实施的性别暴力不同，某些公职人员实施虐待甚至带有国家的权力和保护。突然，简单的故事变得支离破碎；解决方案也变得不那么清晰。当公职人员是强奸犯的时候，你该向谁求救？当报警带来的是暴力而非救济时，你该怎么办？这是安吉拉·Y·戴维斯（AngelaY.Davis）、吉娜·丹特（GinaDent）、艾丽卡·R·迈纳斯（EricaR.Meiners）和贝丝·E·里奇（BethE.Richie）在她们共同撰写的新书《废除式女性主义，就现在》中所提出的挑战。她们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全球性的性别暴力幸存者运动，受害者绝大多数是黑人、棕色人种、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作者们在几十年前就意识到，国家暴力无法根除家庭暴力。那些侵犯和监禁她们的个人和机构永远无法提供受害者所需要的照顾和安全保障。这些幸存者拒绝了以监禁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护理、支持和问责系统。她们为受害者建立了互助组织；汇集金钱、时间和资源，将家人和朋友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当城市通过耗费公共服务和助长大规模监禁来应对暴力时，她们奋力作出回应。这是废除式的女性主义（AbolitionFeminism）：两个运动的结合，其中之一寻求建立一个不需要监狱和警察的世界，另一个则寻求结束性别暴力。运动的目标是结束根深蒂固的暴力形式，正是那种暴力使人们陷入困境，处于危险之中，并失去自由。

本书的作者敦促读者不要去接受简单的叙事，而要接受复杂和全新的思维方式。本书否定了大规模的监禁状态，同时建立了新的安全保护、伤害修复措施和问责制。这是一场不断变化、成长和发展的运动，将幸存者置于其分析的中心，而非边缘；更是一场认为自由值得为之奋斗的历史性政治斗争。最后，作者们明确表示，废除式女性主义已经在我们周围迎来发展。本书作者安吉拉·戴维斯、吉娜·丹特和艾丽卡·迈纳斯接受了线上采访，贝丝·里奇以书面形式提供了回答。

妮娅·埃文斯（NiaEvans）：《废除式女性主义，就现在》。本书涵盖了如此多的内容：建立一个运动的谱系、对自由事业的庆祝、对行动的号召。一些人认为废除主义和女性主义是分开的，甚至是完全不相容的政治挑战。什么是废除主义？为什么它对理解我们的政治时刻如此重要？

贝丝·里奇：废除式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有抱负的政治实践。它要求我们理解在伤害发生时，带来自由和解放是实现正义的核心。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维方式，致力于提供安全与治愈，但并非将这两者作为运动的最终目标，而是为人们创造机会，让他们过上充实的生活。它要求我们超越眼前的危机，释放我们的想象力，去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希望如何生活，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以及我们能为此做出什么贡献。

安吉拉·戴维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就认为废除主义是一个女性主义项目。当我们在年组织召开“超越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批判性抵抗”会议时，女性主义就成为我们的分析和组织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批判性抵抗组织委员会中的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占到了多数。但是，我们不曾明确表达过废除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的联系。这是因为主流女性主义以及所谓的监禁女性主义（carceralfeminism）和废除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女性主义与废除主义的联系，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我们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