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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后，北京种植的花卉品种更多了。明蒋一葵《长安客话》说：“燕地苦寒，惟草花异种最多，江南委之水滨篱外者，无不醸艳蒸芳，鲜奇眩目，至有不能辨名者。”这段话说，很多南方不起眼的花卉，在北京却长得格外绮丽鲜蒨，变异品种很多，不少花叫不出名字。例如石榴花，在南方不算艳丽突出，可是在北京，“燕中榴花有千瓣白、千瓣粉红、千瓣黄、大红者比他处不同，中心花瓣如起楼台，谓之重台石榴。”（明高濂《遵生八笺》）所以“京师五月榴花正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
清初张远《隩志》载：“京师多海棠，处以钟鼓楼东张中贵宅二株为最。嘉隆（嘉靖至隆庆）间，数左安门外韦公寺。万历中，又尚解中贵所植高明。”明末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提到京师慈仁寺（今报国寺）也盛开海棠。海棠分西府海棠、贴脚海棠、垂丝海棠，皆娇小妍丽，在北京这三种海棠都有（一般介绍里还有木瓜海棠、四季海棠等海棠，我这里指的是最著名的三种海棠）。清孙承泽《天府广记》载左安门外的宏善寺（也称韦公寺）“寺后有西府海棠二株，高二寻。每开。烂如堆绣，香气满亭。昔人恨海棠无香，误也。”清以前，一般认为海棠除了四川昌州（今重庆市永川市）的海棠以外，皆不香（见元汪元量诗《昌州海棠有香二首》及清初陈淏子《花镜》），而宏善寺的海棠却在北方独树一帜，击败了南方多数地方的海棠。除植物园和中央要员居住的地方外，不知今天京师何处林苑、公园有芳香的海棠？或者普通海棠？至于牡丹，本以北种为优，北京的牡丹不仅国色天香，还有异种。清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说，“牡丹近数曹亳（指曹州和亳州），北地则大房山僧多种之，其色有夭红浅绿，江南所无也。”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位于槐树斜街（今宣武门外斜街，旧称土地庙斜街）的慈仁寺除了盛植海棠以外，还种植一种从朝鲜引种的“荷包牡丹”，或称“高丽牡丹”，她和芍药一样，也是草本，形态像一种菊花，深紫色，其叶类似于牡丹，京师药王庙亦植，花市常销售。元孙国敕《燕都游览志》载，“京师隆恩寺（遗址位于今石景山区）小轩，腊梅一株甚大，江南亦不可多得。”可见园艺老教授的话并非绝对真理。晚清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云，“玫瑰，其色紫润，甜香可人，闺阁所爱之，四月花开时，沿街唤卖，其韵悠扬。晨起听之，最为有味。”玫瑰花香腻馥郁，盛开于阳历五月初（阴历四月），最为京师妇女喜爱。早在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上就说，北京的玫瑰花分为两种，一种色黄，朱彝尊称为刺梅（《日下旧闻》），另一种紫色，带甜香。
桂子云中落，天香云外飘。
此外，从乾隆咏《早桂》诗里，我们还知道北京西华寺里有早于时节开放的早桂；《栀子花》诗里，宫中曾栽培过栀子花；《晚香玉》诗里，宫中栽培过西域传来的晚香玉，晚香玉是夜晚散发出浓郁的富贵型香味的一种石蒜科植物，中国的晚香玉主要在南方栽培；《老少年》诗咏老少年花，即老来红花，或雁来红花，一种苋菜的花；《紫白丁香》诗，咏京师所产两种颜色的丁香（亦见清官修《畿辅通志》）《紫藤》诗，一种攀援植物的花卉，盛开时成串悬吊着，记得八十年代初有机会去中南海里参观，曾在怀仁堂附近看见紫藤花，藤缠绕在老树干上，垂若貂尾。其他还有紫微。
惆怅春归留不得，紫藤花下渐黃昏。
至于莲荷，元明清北京城内外大小湖池里遍植，品种很多。（以上资料，均见于《日下旧闻考》）北京三代不仅皇家花园，贵幸园林有不同的名花异种。北京园囿主要分布在西郊和南郊，西郊地区以海淀区为主，清代大型园林都在那里。南郊则是元代遗留下来的园林。不少园林面积很大，小桥流水，奇花异木，花事盛时，满园姹紫嫣红。少数富贵人家的园林还开放让市民参观。明隆庆时武清侯李伟所建的海淀别业——清华园（今清华大学校园），“广十里，园中牡丹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足称花海。”（《燕都游览志》）“引西山之泉汇为巨浸，缭垣约十里，水居其半。。。。牡丹以千计，芍药以万计。”（《泽农吟槁》）然而最多花卉品种，也是普通人能游赏到的园林花木还是寺观，我们前面所举的几个例子已经提到。作为普通市民，所喜爱的鲜花还是从花市购买。北京元明清三朝的花市规模不小，提供新鲜花卉的主要种植园分两处，一处在丰台（今丰台区花乡），另一处在右安门外草桥（今右安门外草桥村，今也属丰台区）。丰台自元代开始，就成了北京最大的花卉种植园区。早在元代，《析津志》就说：“京师丰台芍药连畦接畛，荷担市者日万余。”这就说明了北京在元代时的花卉生产的商业供求十分兴旺。元以后，明清规模不会缩小，所以沈德潜“丰台看芍药诗”说“丰台远近并栽花”。“丰台种花人，都中目为花儿匠，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日，以车载杂花至槐树斜街市之。”（《六街花事》）清初王士禛的《香祖笔记》说，“京师鬻花者以丰台芍药为最，南中所产惟梅、桂、建兰、茉莉、栀子之属，。。。”可见不仅一所隆恩寺打破了科学神话，甚至在丰台，南方种名花还被发展到有一定规模的商业生产。草桥的鲜花生产则别一番景象，“京师右安门外十里曰草桥，居人以花为业。都人卖花担，每晨千百，散入都门。入春而梅、而山茶、而水仙、而探春，仲春而桃李、而海棠、而丁香，春老而牡丹、而芍药、而蘖枝。入夏榴花。外皆草花：花备五色者蜀葵、罂粟、凤仙，三色者鸡冠，二色者玉簪，一色者十姊妹、乌斯菊、望江南。秋花耐秋者红白蓼，不耐秋者木槿、金钱，耐秋不耐霜者秋海棠。木槿，南种也，最少；菊，北种也，最繁。种菊之法，自春伹夏，辛苦过农事。菊善病，菊虎类多于螟螣、贼蟊，圃人废晨昏者半岁，而终岁衣食焉。”（《帝京景物略》）这就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自明末到清末，草桥所种植花卉的大量品种包括了现今北京完全见不到卖的南方名花：梅、山茶、玉簪、木槿、罂粟。同样也是每天早晨，以千担的规模挑到九门之内供应顾客，这个销售量肯定已经超过了传统花市的成都，而且品种也囊括了南北主要名花。
何处一声天下白，霜华晚拂绛云冠。
此外，北京西南另一处名叫梁氏园的地方，这里也是京师卖花人聚居的地方，“园之牡丹芍药几十亩，每花时云锦布地，香冉冉闻里余，论者疑与古洛中无异。”（明程敏政《篁墩集》）
“长安风物异他乡，梅蕊纷纷斗艳阳。未是化工殊往昔，为较春色倍寻常。山禽似识当年面，野蝶惊寻此日香。夜雨相看怀故里，梨花不独断人肠。”（沈榜《宛署杂记》引明舒芬诗“京师二月见梅”）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这首诗盛赞了北京花农高超的园艺：“未是化工殊往昔”，正是他们改写了地理历史，“为较春色倍寻常”，才使早春二月，仍有寒意的帝乡氤氲着芳华。这些名花的种植，都是北京花农摸索出来的经验，其中包括暖窖法。我不知道中国是否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暖室的文明古国之一，按照《汉书。召信臣传》，早在西汉时期，内官已经在太官园置暖房：“冬生葱、韭、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循吏召信臣却考虑到每年要花费千万文钱为暖房供暖，乃上奏汉元帝，说“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它非法食物”，于是汉元帝悉罢之。这个汉元帝也是个没福的皇帝，守着国色王昭君不知道，晚年时冬天连吃点反季节新鲜菜蔬也被大臣谏止。汉代内官首创的暖房种植蔬菜的方法被召信臣仅看见它铺张浪费的一面，却未看见它的技术先进性和将来的发展远景，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期，蔬菜的温室栽培技术在中国没有进步。五代后蜀时期，酷爱花卉的君王，后主孟昶利用它来在寒冷的冬天养植园艺花木（见拙作《爱花的君王》注释引花蕊夫人《宫词·补遗》）。到了明清时期的北京，暖房技术被民间发展为暖窖技术。明代张萱《疑耀》说北京入冬以地窖养花，“皆掘坑堑以窖之，盖入冬土中气暖，以其所养花木借土气火气相半也。”具体做法是，掘土五尺，花栽植于土里，更深三尺下用柴禾和马粪燃烧使地微温，冰雪时外覆以草垫和蒲席以保温。此法也用以栽种梅花，不同之处在，需要将梅花捆束在花盆里再放置入地窖，待梅色逐渐变白，以纸笼住，在花市上出售。（《北京岁华记》）以地窖养花，比暖房养花节约了一半燃料，这个发明因此也才能让花卉在北京商业化。于是从草桥到丰台，“十里居民皆莳花为业，有莲池，香闻数里。牡丹、芍药，栽如稻麻。”（《燕都游览志》）春芳秋实，鲜秀如画。《帝京景物略》也谈到草桥和丰台诸村使用暖窖技术种植冬季椿芽、黄瓜、冬瓜、王瓜、茄子等蔬菜，因价格太贵，主要供应内庭和达官。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实际上，不仅丰台和草桥使用暖窖技术生产花卉，明陆启浤《北京岁华记》说，“人家墐户，藏花木于窖。”这里的“墐户”，指的是涂泥墙房屋人家，也就是一般经济条件的百姓家庭，只要有能力，都藏花于地窖，至少也要保证花木越冬。有什么样的生产规模，就有什么样的市场。立春后，“（正月初八、初九日）牡丹、芍药、蔷薇俱有花，较春时薄小，一瓶值数千钱。贵戚倡家插茉莉花。”（《北京岁华记》）到了仲春季节，四月十三日，北京仕女涌往“药王庙，诸花盛发，白石庄，三里河、高粱桥外皆贵戚花场。”（《隩志》）重阳时节，则“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燕京岁时记》）陈理诗注《日下旧闻考》谈到北京的菊花品种之繁，超过种之多，可见当时菊花的种类被竞相培植到什么程度了。
